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东方转向的普及流行程度

为了更好地理会“东方转向”的性质，让我从个人的直接经验出发来展开论述。笔者1990年在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Adeleid）做社会调研时，参加了一个以荣格学说为基础的心理综合治疗小组，目睹了那里的人们物质丰裕而精神困顿的情况，以及他们在东方宗教与哲学中寻求拯救力量的那种仰慕与虔诚，看到了融合东方思想的心理训练如何给陷入心理危机的西方人带来新生的机会。1996年，笔者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考察，侧重于关注白人对印第安文化的重新发现，再次印证了上述经验——西方文化自身的精神危机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来疗治，需要借助于非西方文化的解毒作用。2001年，笔者在英国和苏格兰对新时代运动的调研，更加体认到这场“东方转向”运动在整个西方发达社会的普及流行程度已经超出了国内人的想象。在包括名牌大学的学位获得者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中，也不乏完全厌弃西方工业社会的价值与生活方式，悉心追寻东方智慧式的生存途径之人。这些来自西方社会内部的观察和体验使笔者确信，我们从媒体上（不论是西方的官方媒体还是商业性媒体）看到、了解到的西方其实和现实的西方有很大的差异。关于西方，我们所知较多的，除了政治家、外交家，学院派的代表——教授专家，就是商界富豪、成功企业家和演艺界、体育界的名人。绝大部分的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由于与媒体表现无缘，我们却不很了解。而那些经过东方智慧洗礼而开悟的西方人，在精神状态上如何同主流社会不同，我们就很不了解了。当我在英国西部小镇向一位放弃工作而朝圣的兰凯斯特大学法学毕业生询问，为什么他们不看电视和报纸，只向内心去寻觅真实时，他的答话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媒体从来就不讲真话！面对这位白人青年知识分子，我甚至觉得他似乎具有了庄子那种看破一切伪装的穿透性眼力，尽管他的话不无偏激。

如果说笔者个人的有限经历在取样上不够公允，在定量分析上也缺乏说服力的话，那么还可以提请关注其他角度的观察资料：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雅尔柏（Richard Alpert）不仅身体力行地传扬东方思想，而且干脆自己变成出家人，连名字也改成了充满禅意的Ram Dass。法国政论家列费尔（Jean-Francois Revel）曾经预言，第一次伟大的世界革命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确立；第二次伟大的世界革命是整合东方智慧之后的新人类之产生。如今他自己的儿子已经成为他的预言的最佳验证人：一位修习藏密的出家知识分子。^[4]又据报道，如今在东风西渐影响下，瑜伽已经成为美国健身房里最受推崇的运动之一。仅在好莱坞的健身房里，就可以看到朱利娅·罗伯茨、朱迪福·斯特、梅格·瑞恩、伊丽莎白·赫利、芭芭拉·史翠珊、米歇尔·菲佛、西恩·潘等一系列当红明星的身影，就连开创了女子健身潮流的祖母级影后简·方达，也改换门庭成为瑜伽专家，大卖她的瑜伽教学录影带。动作片的男影星伍迪哈里逊也拿到了瑜伽功教学执照，他说从这种东方修身功夫中找到了“真我”。^[5]再从数量方面看，“根据《向东行：美国对东方智慧的新发现》一书作者波普（Harrison Pope Jr）的保守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向东行的追寻者至少有100万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发现了东方智慧之后，抛弃了毒品而回到心灵经验的正确道路上来。”^[6]如果再把目光转向世纪之交欧美新时代运动的广大的自发参与者和实践者，那么总人数将以千万来计。作为比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到西方国家留学的人数也不过几十万而已。在这个全球化的再学习浪潮中，究竟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需要掂量的问题。

近年在国内出版市场上颇为热销的西方身心调适一类读物，其实倒是夹杂着一种“出口转内销现象”。糅合了东方禅宗和瑜伽的修持传统为要素的西方现代心理治疗派别，一旦以舶来品的面目登陆中国，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西方医学“科学”的现代化产物了。其他如“心灵鸡汤”或“心灵革命”一类著述，以及形形色色的“简朴生活运动”读物，其实不妨看作是改头换面了的道家与佛教思想、禅宗公案的西洋化重新表述而已。因为只要你在西方的书店里琳琅满目的BODY AND MIND一类书丛中浏览过，你就会知道这一类读物和东方思想传统的密切联系了。^[7]

熟悉20世纪美国文学史的人一定都记得，从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到垮掉的一代之代表作家金斯堡和斯奈德，东方文化的影响如何通过中国的唐诗和日本的俳句给英语诗歌带来一场重要的变革。至于这些西方作家在何种程度上引领着弥漫社会的“东方复兴”风潮，比较文学研究者也给出了翔实的全景式观照。比如，斯奈德，他自称是一个萨满教佛教徒。当问及他是如何把东方宗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神话结合起来的，他答道：“我每天都要参禅，我把坐禅当作日常的功课。”日本学者儿玉实英对此评论说：他猛烈地抨击我们的文明大规模地浪费自然资源、不当地使用核能和污染环境而走向慢慢地自我毁灭，我们感到警醒、愤激和感触万端。意味深长的是，他在日本对“虚幻的寻求”，导致他发现了大乘佛教的众生之爱并导致他找到了作为这个宝贵星球上一个家庭成员的自我。把它融合到他自己的体验中去，他就能够提出一个解决我们文明中的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并给生活在当今这个工业社会中的读者以强有力的信息和深刻的启示。^[8]在这里，东方价值充当了为走入歧途的西方工业文明延缓毁灭的宝贵借镜。

儿玉实英还指出，美国诗人对日本文化表现出热情的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保守派，他们相信传统的西方价值观，但他们还是很自由开放的，为日本的“异国情调”魅力所倾倒。“深入到这种不可理解哲学的唯一希望”也许在于“忘记自己作为欧洲人或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第二类是世界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对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态度是相对论性的和多元化的。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完全持怀疑态度，在寻求新的文化时试图吸收日本文化价值作为其固定点，这样的一些诗人属于第三类。这类诗人很可能比较年轻一点儿。^[9]三类人中只有第一类接近萨义德说的“东方主义”。而第三类已经成为西方自身文化的叛逆者。美国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呈现思想多元化的一个高潮，转向东方文化和转向原始文化几乎要发展为一种审美品位和社会时尚。我们在拳王泰森的臂膀上看到文身的毛泽东头像，就足以表明这种时尚的波及广度了。

追索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中东风西渐的最重要学术使者，有三个人理所当然地排在前列：他们是心理学家荣格、宗教理论家艾利亚德和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他们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帮助西方人重新认识东方思想与智慧传统的特殊价值，并且在学院内和学院外都有广大的读者群，受到非常广泛的尊崇与拥戴。荣格本人甚至成为许多人崇拜的偶像。^[10]荣格虽以心理医师而著称，却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专门研究过异教与早期基督教的关系，成就显著。他认为，西方文化因为对异教思想的压制而限制了自身的活力，他在东方宗教思想中找到了原初的深层心理学的种子，并且希望西方知识界摆脱成见而将异教思想吸收到现代文化中来。像西藏佛教、禅宗、易经、炼金术等，都可以成为对西方思想传统进行补充和改造的宝贵资源。有人这样评价说：“通过荣格及其著作的广泛影响，异教和非西方宗教在当代西方学院派和非学院派的普遍接受和持续反响，终于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中介和基础。”^[11]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形形色色的心理调节技术都带有东方文化的色调，也就不足为奇了。

艾利亚德原籍罗马尼亚，后移居法国和美国，通晓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英文、梵文，以研究瑜伽和萨满教而著称。艾利亚德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古代宗教思想的各种价值，大大拓展了宗教学的原有眼界。他还特别注重分析东方式的灵性传统技术——瑜伽和萨满的出神经验。艾利亚德比较宗教学的一对核心观念是“神圣”与“世俗”。现代资本主义世俗化生活已将“神圣”荡涤殆尽了，而在古老东方宗教中却还完好地保留着世界的神圣感：人不会在宇宙中感到孤立，原因是他凭借神话与象征而活在一个熟悉的世界里。神话通过叙述神的创造与德性来启示绝对的神圣，它教人既敬畏又向往。^[12]在神话时间的架构下，艾利亚德以为每一个仪式都有其神圣模式，他引用印度的格言作为例子，“我们必须做众神在太初时已做过的事”。通过艾利亚德的大量著作，西方知识界打开了理解和接受东方宗教的一扇大门。坎贝尔借鉴荣格的原型理论拓展神话学的视野，把东方古老文明的神话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让人们在东西方众多的英雄神话叙事背后看到同一个原型英雄。

在自然科学界，在传播东方文化方面同样重要的人物首推卡普拉。他在20世纪70年代风靡西方的一部书是《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将相对论、量子物理学的新发现同东方的佛教、道家的整体观解说成完全相通和对应的东西。这对于笃信科学理性的西方知识人重新估价东方的直觉智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了解东方思想及其科学潜质的兴趣。该书结束语写道：“东方的哲学与宗教关心永恒的神秘主义知识，这是超越理性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而只能用直觉的方法做直接的体验……它对于我已经不断成为快乐与刺激的源泉。现代物理学的主要理论所导致的世界观与东方神秘主义有着内在的统一和完美的协调。”^[13]与卡普拉相呼应的一位日本的理论物理学家是汤川秀树。他在《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中指出，东方的直觉智慧同样蕴涵有巨大的科学创造潜力，因而并不比西方式抽象思辨低下或者落后。^[14]由于汤川秀树以介子场理论获得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西方科学界人士自然也要对东方人的直觉智慧刮目相看了。

卡普拉和汤川秀树的这种打通界限的比较与对照，好比在文化大山的两面同时挖掘隧道，一旦两端沟通，其惊喜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文化隔阂的沟通势必在西方科学界引发出范式的转移：从一元独尊的西方科学范式，到不同传统科学观的多元并存。这样的范式变革也呼应了人类学界普遍采纳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正如一位新时代科学观研究者所说，我们可以把新时代的“新科学”和“新医学”描绘为一种积极抛弃权威的第三舞台。曾几何时，文化是由专家们来解说的。现在，我们享有了个人趣味的自由，我们看到在第三舞台上出现了对专家知识领域的一种挑战态度：“我也许不大懂神经系统，但是我知道我喜欢相信按摩和针灸。”^[15]如果说作为西方医学之基础的人体解剖学是科学的，那么它没有权力去蔑视中医学的人体经络学说，因为科学不是某一种文化特有的东西。尽管按照西方科学范式不能证明经络的存在，但也很难否认它的存在。(www.xing528.com)

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常年开设“异教哲学”的霍恩（Richard Herne）教授，在《巫术、萨满教与道教》中也强调，东方思想对于开启人类生活的新纪元至关重要。中国的《易经》不能仅当成占卜之书，它也是完美的宇宙象征系统的呈现。古代的法术师通过《易经》来把握宇宙的力量，完成人与超自然的沟通。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易经的学习来引导深思冥想，学习接近宇宙的基本力量。^[16]这种观照宇宙的角度也是西方科学不能提供的。了解到这样一种再认识的激情，为什么伴随着中华武术和针灸热，当代西方会掀起一场持久的《易经》热潮，^[17]也就不难体会了。

与大众文化与社会思潮方面的东方复兴相对应，正统学院派思想也经历着同样的风暴洗礼：20世纪西方哲学在反叛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方面，承继和发扬前一世纪的叔本华、柏格森、尼采开启的非主流线索，更加全面和彻底地走向了回归东方智慧的方向。鉴于此，有学者称之为“后传统的西方”。如美国的哲学教授史蒂芬·罗便认为：

在后传统的西方，有许多哲学和文化的运动是由要超越所谓的理性主义基础的传统的困扰所推动的。这些后传统运动是作为对更深层的知觉的寻求而出现的，包括现象学对自在之物的探求和海德格尔寻回存在的努力，存在主义试图超越本质优先于存在、找到独一无二的真正的人类行为的愿望，美国实用主义和激进经验主义想要开拓“经验”（杜威），了解深厚的存在（威廉·詹姆斯），或者取得“第六感”的抱负，可能甚至还有尼采的虚无主义和他的“忠于地球”的责令、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这些运动都致力于克服被认为占据了西方传统的某种抽象思维、表面认识和语词中心论。这些运动许多都感到和东方的无限接近，这并不神秘。可能正是这种接近使我们得到了后传统时期之文化交汇的证据。^[18]

如果我们越过“后传统的西方”，再看看传统的西方如何评价东方哲学，那就更容易体会时代变革与文化交汇的效果了。19世纪知识最渊博的西方哲人是怎么看东方的呢？黑格尔轻蔑地认为东方人没有达到人的自我意识，不知道人的本质是自由的。“黑格尔发现孔子时，表现出极大的失望。他认为人们读孔子的书所得到的与围绕这位圣人的至高荣誉相差甚远。人们从中只看到‘善与诚实’的道德，仅此而已。人们找不到‘深刻的哲学研究’，更谈不上‘思辨’。‘从他的言教中，我们将毫无所获。’”^[19]一个多世纪过去，孔子的思想已经在西方知识界获得广泛的认同，就连欧美的大学东亚系的汉语学生作文例句中都充斥着孔子的尊名。^[20]这种情形是当年的老黑格尔做梦也想不到的。而今在亚当斯·贝克的《东方哲学的故事》一书中，孔子不仅被奉为真正的哲人，而且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哲人。看看他是怎样推崇《论语》的吧，相信对于我们因奉行西化教育而数典忘祖的下一代，那些把比尔·盖茨奉为人生榜样的当代大学生们，会有警醒的作用：

如果存在着更伟大的学说，那就让它生长到孔子理想的程度吧，因为没有什么高度是孔子思想不能为其他思想所提供的。西方各民族也可以从这种高尚生活的宁静和理性实践中，从它全神贯注于治国之道以及公共的和个人的利益的人格理想中学到许多东西。

以我之见，应该把《论语》作为所有上大学的年轻人的必读之书，如果这能够实现，那么每个伟大民族的最伟大人物的最伟大思想，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了。《论语》读本应该放在一切男人和女人伸手可及之处。^[21]

与孔子和老子的普及程度相比，道家的亚圣庄子在西方的知名度要逊色许多。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远东系教授梅维恒（Victor Mair）1983年编出《实验的庄子论文集》，艾利亚德的美国高足吉拉道特（N.J.Girardot）同年出版大作《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到女汉学家艾里森（Robert E.Allision）出版《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1987），庄子在西方学院派中受关注的程度正在与日俱增地赶上来，有一大批学位论文开始以庄子为选题。^[22]少数学院之外的新时代人也开始看中庄子在精神超越与自由方面的偶像价值。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东方转向”问题在学理上必然形成一种具有双重颠覆性的反论，它既颠覆着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思路，也会颠覆东方国家中那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知识现状，引发对形形色色本土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与评价的持久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