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20世纪的西方思想发展的特征及其与前代的重要差异，思想史家常常使用“转向”（turn）这个形象鲜明的比喻。诸如“语言学转向”问题、“人类学转向”问题，我们学界已经耳熟能详了。而这里要讨论的“东方转向”，则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其他的转向相比，“东方转向”可以说是最具有文化普遍性的一种。它不光是西方世界大学哲学课堂上的学理问题，而且是涉及学院外的普泛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价值选择问题。换言之，“东方转向”的现象已经从最初的“东方学”领域中溢出，在相当程度上渗透到西方发达社会中人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从如今遍布欧美澳三大洲、如满天繁星般的中餐馆，到好莱坞明星们风靡的瑜伽功夫，再到英国学界提出郑和发现美洲的大胆新假说，都不再是殖民主义时代乌托邦化的东方神话的编织了，其意义也早已经超出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知识生产的旧模式。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做出总体性的反思。
从现代性的展开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上看，可以把东方化理解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遗憾的是，在西学东渐风潮席卷下的东方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对西方文化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的意义和重要性远没有达到应有的认识。当我们知识界的精英们热衷于加入韦伯式的问题的大讨论——资本主义、现代性究竟有没有可能在非西方社会自发孕育和产生时，我们已然为自己培育成了一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思维习惯：以西方社会科学范式为我们的范式，以西方学院派主流的问题为我们的问题。似乎西方对东方的关注只是在继续制造自古以来的东方情调的神话，根本用不着我们自己去大惊小怪。如果我们反观自身传统，那么我们应该做的似乎是，顺延韦伯的思路，去关照东方传统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从本土的宗教伦理中去发掘与商业精神和现代性制度相吻合的成分。看看这些年来学界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关于如何改造传统以便尽快与西方标准的国际相接轨的讨论，对于这种一厢情愿式的融入西方现代性的强烈愿望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殊不知，西方内部却已经兴起了大规模的反叛现代性的运动[1]，学界也开始警觉一种“现代性的全球危机”。[2]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在思维和生活方式上与东方古代传统相接轨的觉悟和愿望，其强度似乎毫不亚于我们与西方接轨的激情。
为了有效地避免陷入常见的三个误区或三种成见，笔者在此特别要申明的三点是：
1. “东方转向”不光是“东方主义”的表现；
2. 文化转向与文化认同不光是学院派的问题；(www.xing528.com)
3. 全球化作为文化融合的过程，不光是西方化。
西方发现了东方，也随后发现了自身的致命缺陷，“东方转向”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实际上等于给出了韦伯问题的反论：为什么人与宇宙浑然合一式的感知方式与世界观没有在西方传统中产生并成为主流呢？
由此而引发的相关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感知世界的方式和价值观过去被视为原始、落后，乃至是西方理性思维的对立面，而如今却成为拯救世界与现代人类的希望所在呢？为什么我们如饥似渴地向西方人学习科学技术和所谓市场管理营销这一套东西的同时，西方人却如痴如醉地向印度教、佛教和道教的传统学习古老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呢？为什么我们竭力要融入西方导向的市场经济格局并确立以牺牲人文素质为代价的物质增长模式时，西方人却开始普及“增长的极限”教育，警戒“增长的黑暗前景”（The Dark Side of Growth）[3]，甚至掀起声势浩大的归真返璞运动，倡导更加注重精神性的简朴主义生活理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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