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学家“寻找原始人”尝试的另一个代表著作是罗宾·克拉克（Robin Clarke）和杰弗里·欣德利（Geoffrey Hindley）合著的《原始人的挑战》[31]，这部书仅仅比《寻找原始人》晚一年问世。两位作者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算得上是英国白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可是他们在文化身份的认同方面却和美国的戴蒙德一样，以原始人为尊贵和理想，借原始文化为镜，反思批判西方文明的失误和偏向。书名所说的“原始人的挑战”，指的就是向西方文明的挑战。书中提出，西方人被卷入到无法控制的技术社会自我膨胀之中，就好像刹车失灵的机动车冲向山下，无法阻挡。既然社会现实的发展完全不同于理性所预期的那样，那么西方人自我炫耀的理性本身就显得荒诞起来。我们虽然很自豪地宣称今天的寿命要比古人长，我们对付苦难和疾病的能力也与日俱增。然而，现实却不断告诉我们：我们加工处理过的食物会导致一整套新的疾病族群；我们的昂贵的医疗费用中有一大部分都要拿出来对付从西方生活方式本身派生出来的疾病。这样的批判看法确实不能看作“高贵的野蛮人”传统的简单延续，当然也不仅仅是卢梭对文明与道德反比关系的论述的当代重复。
《原始人的挑战》在写法上不同于《寻找原始人》，它的结构由四章组成，分别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经济世界和精神世界四方面，以专题比较的方式展开“原始人”向文明社会的挑战。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富足社会”，从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上审视我们今日的文化，使之在深度历史感透视之中得到相对化，打破现代文明人习以为常的那种厚今薄古自大心态和思维定势：
人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大约200万年。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人靠从大地获取食物而存活下来。99%的时间里他都是靠渔猎和采集来获得食物的。农业仅仅有1万年多一点的历史，工业社会只不过才300年。在地球上曾经有过的800亿人口中，90%是狩猎采集者，6%是农人，只有剩下的4%是依赖于农业的工业化社会成员。[32]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那么通过这样的时间与空间定位，我们可以对自己所生存于其中的这个所谓现代社会的“非常态性质”（atypical）有所察觉。既然是非常态的，那么就无须为其合理性或者典型性加以全力的理论辩护了。相反，这倒是启发敏感的知识分子去质疑现存的生活方式，询问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不能自拔。我们没有充分理由去轻视占了人类历史99%的狩猎采集人及其生活方式，像戴斯芒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裸猿》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古老的文化停滞的见证，既不正常，又很不成功，以至于处在灭绝的边缘。”
恰恰相反，我们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也许才是不正常的或濒危的。“技术社会迄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它至多还可以发展200年。”这是两位作者较为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取代技术社会的新社会形态现在虽然尚不可知，但是不外乎出现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现有的生活方式在一场大灾难中终结，人口急剧减少，人们重新回到狩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状态；或者是我们成功地调整现在的工业化生活方式，开辟另一种能够长期持续生存下去的方式，不再饥不择食般地在数十年内耗尽地球数十亿年才积累起来的资源。
作者回顾了近十年来人类学兴趣转向生态、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方面的情形，认为这种新的关注基本上扭转了过去对原始人生活状况的偏颇印象：贫困、饥饿、多病和短寿。新的生态人类学观点推翻成见的逻辑依据就在于，如果说原始人生活真是那么艰辛、粗陋和没有保障，那么寿命短就不能说是缺陷，而应是特点了。正像阿列克斯·康福德机智地指出的：关于原始人的判断如果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描述同样有效，那就应该说是“艰辛的、粗陋的和长命的”。难道我们还能说我们比原始人多出来的寿命是“进步”吗？[33]
作者引述了人类学考察队在20世纪60年代对非洲北部卡拉哈里大沙漠边缘的昆—布须曼人的调研结果，揭示出一个仅靠采集为生的部落文化如何每周只工作14小时，而大部分时间在消闲、社交与娱乐的生活景象。最为可观的是昆人极小的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保证了人与自然状态之间的均衡关系。这和物欲横流并且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照。昆人的工作量只是西方社会中普通人的三分之一。而且卡拉哈里又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存的、生态条件极差的地区。(www.xing528.com)
昆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条件下是怎样维持他们相对富足而闲暇的生活呢？人类学家发现昆人了解并且命名的不同植物多达200多种，动物获得命名的有220种。在所有这些生物种之中，有85种植物和54种不同种类动物共同构成昆人餐桌上的食物。那些认为原始人的营养超不出两三种物种范围的“文明人”对此发现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罗宾·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利非常幽默地奉劝他们不如检讨一下自己的日常食谱中究竟有多少动植物种类。[34]值得庆幸的是，昆人的主要食物Mongongo坚果含有丰富的热量和蛋白质。它能够提供的日均量是每天1260卡路里和56克蛋白质。这相当于食用2磅半大米所含的热量和14盎司牛肉所含的蛋白质。人类学家还统计了一个月时间里昆人狩猎的收获情况：杀死的动物有18个，共提供可吃的肉食454磅。这一数量的每人每日平均数是略多于9盎司生肉。可提供大约35克动物蛋白。这个数字超过了当今美国人日均摄入动物蛋白质的数量，比第三世界人日均摄入的全部动物蛋白（包括鱼类和鸡蛋）总量要多三倍以上。“对营养状况调查统计的总结论是，昆人日均摄入2140卡路里的热量和93.1克的蛋白质。”[35]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是很高的，现代世界上能够超过这个数量的国家实在屈指可数。
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和谐均衡状态，昆人根本不知道食物匮乏这个概念，至少在我们文明人使用这个概念的意义上，昆人是无法理解的。食物永远是唾手可得的，而且是可变换的。我们关于原始的狩猎采集者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为糊口而艰难挣扎的图景，面对昆人的现实不攻自破了。[36]昆人根本不需要拿出全部精力来谋取食物。部落中的老、弱、病、残是不参加狩猎采集活动的。大自然提供的Mongongo坚果似乎取之不尽，大部分都没有被人采集，它们落在地上，最终自行腐烂。假如大地的产量与人的食物需求更加接近的话，那么昆人就不能生活在没有匮乏和饥馑、饥荒等概念的状况下了。我们熟悉的中国式说法中的理想生活状态，比如“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看来不一定是夸张或者虚构。中国道家圣人描述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什么“不织而衣，不耕而食”，什么“鼓腹而游”，过去都认为是想象出来的乌托邦，现在对照20世纪的昆人生活实况，可以确认其相对的历史真实性。如果我们能够从后现代伦理角度重新估价道家的生态观与社会理念的意义，那将会是“原始情结”之外的又一宝贵思想借镜。[37]
第一章第二节“食物的农民与美元的农民”，把北欧的瑞典式原始农业——刀耕火种方式，与现代化的农业展开对比：在化学工业和拖拉机生产的双重刺激之下，现代农业在追求单位土地产量方面已经登峰造极，食物生产转向成为一种工业。[38]从纯技术的角度看，这当然容易被理解为征服自然的一大“进步”。然而，它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工业一样，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和严重改变自然承受力的基础上，以追求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市场利润为根本目的，而不是像传统农业那样以提供食物为目的。伴随这种农业生产性质的变化，原来的“食物的耕种者”也就变成了今天的“美元的耕种者”。其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较新的估计出自美国系统哲学家拉兹洛，他在1992年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中指出：如今世界可耕地的面积减少，因化肥和机械使用而导致土地的贫瘠化日益严重。“现有耕地的地力正在下降，再也不能通过进一步增加化肥用量得到补偿。这就意味着，从粮食中得到的能量赶不上日益增加的人口对能量的需求。”[39]显然，纯粹依赖技术进步来解决人口与资源比例的失调，这难免令人类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而不能自拔。我们习惯的“提高生产力”一类乐观的说法，换用生态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术语，应该改称“生产的强化”。在他那里，生产的强化与人口的增长与资源的枯竭正是由农业时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后始终无法逃脱的环环相扣的恶性怪圈。[40]可见，单纯发展经济生产和技术，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愚昧，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走火入魔。它已经把人类引入了一种危机四伏的不归之路。只因为当今时代越发显出在这条不归路上加速的迹象，所以才日益引起更多人的警觉与关注。所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权力拥有者们，因为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一己的国家利益，所以不可能从人类整体的利益出发来解决危机，只能有意或无意地加剧国与国之间在物质势力、军事毁灭力量方面的疯狂角逐，催促陷入不归路而无法回头的人们盲目向前冲去。更不用说跨国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得所有的企业都全力以赴地强化生产、提高技术，在冠冕堂皇的“发展”幌子下，把“过度增长癖”迅速传染给全世界，成为恶性循环的重要经济动力。
人类为什么丧失了他与自然曾经拥有的那种和谐均衡的共存关系，蜕变成一种自以为是的、唯利是图的、竭泽而渔的贪婪而疯狂的生物呢？《原始人的挑战》第四章从人的精神世界角度给予了某种解释。作者审视了仪式与宗教行为在原始人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没有一个原始人群体不依赖于此），揭示出它们对于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整合作用。提出应该把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定义纠正为“人是宗教动物”。[41]这一改动绝不仅仅是在玩文字游戏。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潜在蕴涵是：正是由于宗教动物逐渐丧失了真诚的宗教动机和对宇宙自然的神秘敬畏之情，才会催生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导致世俗欲望的无限制膨胀和对技术与利益追逐的不择手段。“当今的人类有能力在地球上建立核电站，但是他对于他自身在宇宙的位置，他在地球上的作用等根本问题的理解却并不比澳大利亚原住民多出多少。事实上，可以认为他在这方面知道得更少了。因为他与他的外部环境的关系不再由共享的信仰与仪式来调节了。我们现在应当看出信仰与仪式如何整合人——不仅把人同他的内在社会环境相整合，而且同外部的自然环境相整合。”[42]在这两位人类学家看来，美国哲学家苏珊·郎格的如下观点值得重视：“人能够使自己适应于他的想象力可以达到的任何事物，但就是无法适应混乱（chaos）。”宗教提供了一种应对混乱的方式。通过神话，宗教针对意义问题提供了容易理解的和令人满意的解说。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释，将会对人的自信产生瓦解，从而削弱人的生存能力。仪式给人一种机会，甚至是一种职责，让人在宇宙中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即把人安置在其环境中。
这种“安置”即使达不到海德格尔所称的“诗意的栖居”境界，至少不会像怀抱“征服”野心和自以为是的今人这样，日益陷入天人对立的僵局而无所顾忌。从生态关系上看，原始人对今人的挑战不仅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具有迫在眉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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