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高尔斯华绥的短篇代表作《苹果树》，被批评家称为优美的田园牧歌式作品、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小说描写一个大学生徒步旅行到乡下农庄，和一位淳朴美丽的姑娘相恋，却始乱终弃的故事。
作者在常见的爱情题材中寄寓了敏感的族群认同问题，让英格兰的大学生与凯尔特族姑娘成为恋爱的双方。通过爱情悲剧颂赞了凯尔特人刚烈坚毅的民族性格。
故事开始，48岁的弗兰克·艾舍斯特和妻子在他们的银婚纪念日乘车去荒原外的托尔基过夜，那里是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艾舍斯特触景生情想起26年前的往事。“他无意中触发了埋藏在心底的回忆，想起一段放纵、甜蜜却被迅速扼杀了的时光。”那时，他和同学罗伯特·加顿到托尔基去，遇到一个乡下姑娘，他由衷地发出感叹：“多美啊！”
风吹动她的粗绒裙子，拂着她的腿，掀起她那压扁了的孔雀蓝的苏格兰圆帽；她的浅灰色的短罩衫已经破旧了，鞋也裂开了，两只小手又粗又红，脖子晒成了紫褐色。她的黑发散乱地飘拂在宽阔的脑门子上，脸是短的，上唇也是短的，露出一排闪亮的牙齿，眉毛又直又黑，睫毛又长又黑，鼻子笔直；但是她的灰眼睛却是了不起的妙物——水汪汪的，仿佛今天才第一次睁开似的。
他们向她打问附近可有供过夜的农庄，姑娘将他们带到自家的农庄去投宿。加顿在路上问起来才知：她叫梅根·戴维，17岁，住在姑母家。
加顿问：“那么是哪儿人呢？”
梅根答：“是威尔士人。”
加顿：“啊！我刚才就猜到你是凯尔特人呢。”
他们来到梅根姑母家，享用丰盛的茶点。加顿在席上发表了关于凯尔特人的长篇大论。他谈的是凯尔特人的觉醒时期；发现主人一家有着凯尔特血统，使自信也是凯尔特人的他十分兴奋。他那两道冷冷的针锋似的目光直射在艾舍斯特的眼睛里，口里赞扬着威尔士人的教养。离开威尔士到英格兰来，真像舍瓷器而用陶器一样！弗兰克，作为一个可憎的英格兰人，当然看不到那威尔士姑娘的温文尔雅和丰富情感！她是多么确切地用她的活生生的形象例证了12世纪威尔士诗人摩尔根的作品。
加顿继续说：“在感情方面，她可能是了不起的，她需要唤醒。”
“你打算唤醒她吗？”
加顿瞧着他，笑了笑。“你是多么粗俗而英格兰气呀！”他这堆起满脸皱纹的一笑似乎这样说。
接下来是艾舍斯特与梅根的几句对话。
“他（加顿）说了些什么，叫你们都笑了？”
“他说我是bards的女儿。Bards是什么人呀？”
“威尔士诗人，生活在几百年前的。”
“为什么我是他们的女儿呢，请问？”
“他是说，你是他们所歌唱的那种姑娘。”
“他还说，乔是撒克逊型的。这是什么意思？”
“哪个是乔？是那个蓝眼睛红脸儿的吗？”
“对。我姑夫的外甥。”
“好，他是说，乔像400年前到这儿来征服英格兰的那些人。”
她走后，艾舍斯特想起诗人说的“美人是一朵花”，心中思忖着：瞧那姑娘！她的鞋是破的，手是糙的；但是——本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真是加顿所说的她那凯尔特血统吗？——她是天生的大家闺秀，是一颗明珠，虽然除了粗通文墨，也许什么也不懂得了！
以上的引述可以表明，小说家在叙述人物出场情景时，特别突出了族群的认同问题，这在英国文学中是非常特殊的，实际上也是文学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如果没有对于凯尔特文化源流的知识，小说的这些描写是无法读懂的。高尔斯华绥虽然是地道的英格兰人，出身富豪家庭，上的是英国最好的大学——牛津大学，但他在作品中的文化认同却十分耐人寻味。从上面的引文不难看出，他要颂扬的不是英国贵族身份，而是乡下的异族女子——凯尔特人的美德及其传统。尽管“她的鞋是破的，手是糙的”，但是在来自城市代表英国文化的青年大学生眼中，却成了“天生的大家闺秀”和“一颗明珠”。作为读书人，男主人公知道英伦三岛上的多次移民历史和文学传统差异，能够清楚地分辨现存文化表象背后的不同源的文化成分。所以，当梅根说她是威尔士人时，加顿马上就猜到她是凯尔特人血统，还打趣地称她为“bards的女儿”。从词典上就可知道，bards专指古代凯尔特自编自弹自唱的游吟诗人。而对于居住在英格兰的后来入侵和征服者盎格鲁—撒克逊人，作者却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像艾舍斯特那样，“多么粗俗而英格兰气呀！”或者像梅根姑夫的外甥乔那样，“蓝眼睛红脸儿”，傻里傻气的。用那个形象的比喻说，英格兰的撒克逊人与威尔士的凯尔特人相比，就好像粗糙的陶器比精细的瓷器。如果这样的比喻出现在当今美国，难免会招致“种族歧视“的指控，闹到法庭上去。
“bards的女儿”对于文化传统的溯源来说，意蕴深远。我们知道凯尔特人祖先们的神话传说不仅构成爱尔兰文学的根基，也是欧洲口传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现代主流文化观点无法去分析和理解这些传说。它们属于那个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大大不同的社会。这些故事本身在特定语境中被赋予了非凡的力量，任何听到这些故事的人都会得到祝福和好运。在古老的凯尔特时代，这些传说都是靠着游吟诗人口头吟唱而得以代代相传下来的。流行的说故事是背诵传说艺术的残存形式，如同盲诗人荷马背诵传播希腊史诗，或藏族艺人背诵大史诗《格萨尔王传》。尤其是在爱尔兰和赫布里底群岛。游吟诗人们并没有把传说分成不同的部分。所有故事被按照以下的类目收集在一起：出生、私奔、历险、旅行、战争、盛宴、求爱、幻想、奇袭、侵扰、毁灭、屠杀、侵入、爱情、远征、洞穴、死亡、围攻、狂热。这些故事题材的吟诵是要根据不同场合的情景而即兴做出的。20世纪在人类学影响下的口传文化研究，把这些昔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作品视为亟待抢救的文化珍宝。
从来源上看，这些传说起初都在民间口耳相传，中世纪以后受到外来的书面文化影响，人们才开始将它们部分地记录下来。这种早期爱尔兰文学许多已经遗失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保存至今的手稿。它们是：
《牛皮书》（The Book of the Dun Cow，11世纪）
《伦斯特集》（The Book of Leinster，12世纪）
《巴雷莫特书》和《莱坎黄皮书》（The Book of Ballymote & The Yellow Book of Lecan，14世纪） (www.xing528.com)
《李斯莫书》（The Book of the Dean of Lismore，15世纪）[1]
这些文献见证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以前的英伦诸岛文化基层的凯尔特性质。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爱尔兰文艺复兴”热潮中，它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核心人物叶芝1893年的文集《凯尔特的曙光》（Celtic Twilight），就试图把民间神话传说所代表的光荣的民族历史重新发扬出来。游吟诗人在凯尔特的古代是很重要的人物，其首要任务是颂扬英雄和王者，也娱乐集会团体，有时赞美，有时讥讽，他们和巫师、战士、银匠一起构成社会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古代凯尔特文化传承的化身。
高尔斯华绥虽然在作品中认同了英伦岛上的少数族裔的文化价值，却没有给他笔下的凯尔特“bards的女儿”美好的命运。男主人公始乱终弃并且另寻新欢的做法，对于这个情窦初开的乡间少女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她毅然以结束生命的激烈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熟悉凯尔特文学的人，很容易联想到类似的刚烈自杀的女性形象。除了闻名于世的中世纪凯尔特传说《特里斯丹和绮瑟》中的女主人公，还有爱尔兰传说中著名的鲍迪西娅（Boadicea或Boudicca）女王，她是东英格兰Iceni部落的女王。公元60年，她领导人们反叛罗马统治，摧毁罗马人占领的多座城池，攻下伦敦。可是最后她仍然败给罗马人。她不愿受异族凌辱，以服毒方式自尽。在罗马作家笔下，鲍迪西娅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强有力的女人。甚至还有人记下她率军出征前的演说：“我们英国人在战争中习惯于女人领导，我是贵族的女儿，但我现在不是为我的高贵权利而战。我是作为一个失去了自由的普通人而战，我在为我被伤害的身体而战。诸神将会支持我们应做的复仇。我们或者胜利或者战死，这就是我，一个女人，要去做的。如果他们想的话，让那些男人像奴隶般活着吧，我不想。”
从古代的鲍迪西娅到当代作家高尔斯华绥塑造的梅根，酷爱自由的凯尔特人民族性格的鲜明特色，可以略见一斑。如果说高尔斯华绥是以英国作家的身份反弹琵琶式地发掘凯尔特文化遗风，那么比他小15岁的詹姆斯·乔伊斯则是以爱尔兰作家的身份正面表达两种文化之冲突的。他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如何通过人名的字母编码套用凯尔特的《特里斯丹和绮瑟》传奇，以及大量的爱尔兰神话与历史题材，使小说获得立体象征的蕴涵，已为文学批评家们津津乐道。[2]而《尤利西斯》开端的人物对话，也显示出与《苹果树》开篇相似的族群认同问题。
“爱尔兰语。”勃克·穆利根说，“你有盖尔族的气质吗？”
“我猜那一定是爱尔兰语。”她说，“就是那个腔调。您是从西边儿来的吗，先生？”
“我是个英国人。”海恩斯回答说。
“他是一位英国人。”勃克·穆利根说，“他认为在爱尔兰，我们应该讲爱尔兰语。”
老枢说：“会这个语言的人告诉我说，那可是个了不起的语言哩。”
“岂止了不起。”勃克·穆利根说，“而且神奇无比。”[3]
根据注释可知，盖尔语是苏格兰人和古代爱尔兰盖尔族的语言。“你有盖尔族的气质吗？”意思就是：“你会讲爱尔兰话吗？”19世纪初，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发展使人们重新对爱尔兰的语言、文学、历史和民间传说产生兴趣。当时，除了在偏僻的农村，盖尔语已衰亡，英语成为爱尔兰通用语言。穆利根这个人物的原型，据理查德·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所说，是爱尔兰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参加者奥利弗·圣约翰·戈加蒂。《尤利西斯》这部长篇以此人物开场，显然寄寓着爱尔兰民族解放的思想。尽管乔伊斯从早年起就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对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有保留态度，自己也离开祖国移居欧洲大陆，但他作品中的文化认同还是鲜明的。在穆利根眼中，英国和爱尔兰，即撒克逊人与凯尔特人，完全可以用我们中国的成语“泾渭分明”来说明。如果把语言比喻为家，那么母语与祖国（英语motherland，即指母邦）的关系就成为文化认同的最直接表征。从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看，世界各种语言之间没有高下之分。穆利根认为爱尔兰语神奇无比，当然出于民族自豪的成分要多一些，主要是针对爱尔兰的压迫者——英国而言的。
乔伊斯在1920年说过，《尤利西斯》“是一部两个民族的史诗”。实指以布鲁姆为代表的犹太民族和以斯蒂芬·迪达勒斯为代表的爱尔兰民族。作者为什么要以双重受压迫族群来构思呢？因为他要反叛的对象就是双重的，如迪达勒斯所说：我是两个主人的奴隶，一个是英帝国，一个是神圣罗马天主教会。
犹太人身份成为异教的一面，而爱尔兰人的身份则是英帝国的异己族类。在受压迫的层面上，二者是两相对照的。布鲁姆在给“民族”下定义后紧接着就说：“我也属于一个受人歧视、被人迫害的民族。”小说中这种弱势群体反抗文化霸权的呼声随处可见。第一章有一句将边缘转化为中心的颠覆性宣言，呼应着被压迫的反叛口号：
我们自己……新异教教义……中心[4]
萧乾译本注云：“我们自己”是19世纪90年代开展的复兴爱尔兰语言文化的运动所提出的口号。意思是“爱尔兰人的爱尔兰”。“中心”，原文为希腊文。斯蒂芬联想到要求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自救口号，进一步想到把异教与基督教相调和而成的新异教教义。“中心（omphalos）”一词，指雅典西北山谷里的一块圣石，转义为人体中心部位：肚脐。这里隐喻斯蒂芬等人所住的圆塔是爱尔兰艺术的发祥地。[5]
表面看来，斯蒂芬的口号似乎是出于白日梦的自我中心呓语。如果了解到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英语，如何随着英帝国的扩张而压抑、灭绝着更为古老的凯尔特语，那么这些类似呓语的话就显露出文化意蕴了。如今在欧洲被称作“凯尔特边缘区”的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地，总共有人口1000多万，其中至今还使用凯尔特语的人微乎其微，他们成为边缘中的边缘，如威尔士有26%的人讲威尔士语；苏格兰只剩下1.5%的人讲盖尔语。而这种处在灭绝边缘的语言却是曾经养育西方文学名作的摇篮之一，《亚瑟王与圆桌骑士》《夺牛长征记》《特里斯丹和绮瑟》等都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学遗产。
小说第十二章中主人公布鲁姆与市民的一段对话，更加辛辣地表达出语言之争背后的文化权利冲突：
“喏，”市民说，“关于爱尔兰语，那些锔锅匠们在市政厅召开的秘密会议上都做了什么决定？”
这座无比忠顺的城市，国内第二大都会的神情肃穆的元老们，关于该采取何等措施俾能让一衣带水的盖尔族那崇高的语言得以光彩地在世间复兴，严肃地进行了审议。
“正进展着哪，”市民说，“该死而野蛮的撒克逊佬和他们的土音，统统下地狱去吧。”
……布鲁姆尽力支持他，同时讲着做事不可过火，以免招来麻烦，还说到他们的属地和文明等等。
“你说的是他们的梅毒文明喽！”市民说，“让那跟他们一道下地狱去吧！音乐、美术、文学全谈不上，简直没有值得一提的。他们的任何文明都是从咱们这儿偷去的。鬼模鬼样的私生了那些短舌头的崽子们。”
懂得一点外语皮毛的利内翰说：“打倒英国人！背信弃义的英国！”[6]
也许没有比这更明确的文化立场了。假如古老而光荣的“盖尔族那崇高的语言得以复兴”的条件，就是首先打倒压迫者英国人的英语，那么这种复兴就太渺茫了。当今的国际互联网时代就连法语和德语都日益感到英语的全球霸权威胁到自身的存活与发展了！至于同章里市民的另一处发问：“咱们这里本来应该有2000万爱尔兰人，如今却只有400万。咱们失去了的部族都到哪儿去啦？”多少透露出要向压迫者讨还血债的意思。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英伦三岛虽然在地理上是一个区域，在行政上有一个“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统一国名，但是在族群与文化上埋藏着多么深远的矛盾与仇恨。从这个文化背景出发，对于当今国际新闻里时常出现的北爱尔兰共和军的激进暴力行为，就会有根源性的理解。
《尤利西斯》还告诉人们，古老的被压抑的文化传统的现代复兴，除了通过语言和文学以外，还有体育竞技等其他方面。布鲁姆就说到在爱尔兰军主持下，古色古香的大厅里一场有趣的讨论：
谈到古代盖尔体育运动的复兴，谈到古希腊、罗马以及古代爱尔兰的人们怎样懂得体育文化对振兴民族的重要性。针对着复兴我们古代泛凯尔特祖先那历史悠久的竞技和运动之可取性，进行了一场饶有兴趣而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这些竞技是当年芬恩·麦库尔所朝朝暮暮操练的，旨在复兴自古以来的无与伦比的尚武传统。[7]
也许在20世纪的国际拳击赛的苏格兰或爱尔兰“勇士”身上，特别是有“凯尔特人队”出场的美国NBA篮球赛和苏格兰超级足球赛上，我们还依稀可以看到，“复兴自古以来的无与伦比的尚武传统”的文化梦想如何在日益全球化的体育竞技活动中获得回光返照似的表达。这些通过电视转播而有数亿观众的赛场上的“凯尔特人”，与20世纪凯尔特文化复兴运动的潜在联系，恐怕没有多少观众能够品味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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