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危机：揭示原始激情的初步认知

1999年在耶鲁大学期间，笔者读到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主任、女学者玛丽娜·托戈尼克（Marianna Torgovnick）的《原始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一书，第一次看到“新时代（New Age）运动”这个词。托戈尼克作为大学教授参加了1992年美国的新时代（New Age）运动组织的一次会议，主题为“滋养灵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精神性”（Nourishing the Soul： Discovering the Spirifual in Everyday Life）。出席会议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白人，多数为女性。他们“滋养灵魂”和“发现精神性”的重要手段就是与美洲本土的原住民——印第安文化相认同。“美洲原住民文化的器物被认为具有提升精神品性的功用，在会场的内外到处摆设着。像巫医之轮的形象、彩绘的木棒、羽饰、横笛音乐与颂诗录音带等均在现场出售，琳琅满目，摆成一长串展台。”^[3]

拥有这些原始道具的现代人似乎把握住一种转换文化身份的契机，凭借这些器物所承载的魔法力量去解脱沉陷于消费社会物质主义枷锁中不能自救的灵魂，抵抗由“现代性”负面效应所导致的种种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机。这种现象很容易令人想起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对西方患者的一个忠告，必须从内部而不是外部去吸取东方的价值，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求它们：

人们对这些问题必须格外谨慎，因为模仿的冲动和主动的病态，渴望把异国风味的羽毛据为己有，并用这些异国情调的羽毛装饰他们自己外表的贪婪，会把许多人引入歧途，使他们只知攫取这些“有奇异魔力”的观念，并把它们运用于外部，就像涂用药膏一样。^[4]

西方中产阶级家庭往往收藏和摆设某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地方工艺品，这也许就是荣格所说的“从外部”展现文化他者的价值，如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的博物馆，皆以收藏世界各地珍稀文物、宝石为荣耀。而托戈尼克教授参与的“新时代”运动的“滋养灵魂”会议却不仅仅如此，组织者希望借助印第安文化的道具与仪式，帮助人们洗刷西方工业文明之污垢，重建精神性的人格。令托戈尼克感受最深的是会间举行的一个仪式。153名与会者在黑暗的大厅中排列为三个同心的圆圈，其中两个圆圈是就地而坐，另外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圆圈的中心就是被称为巫医之轮的东西，用石头摆成辐射状，它象征印第安的圣地，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也标示美洲原住民的生活。圆环形状暗示传统的印第安生活的和谐与统一。演讲人站在巫医之轮的南端，她说那是淳朴无邪的象征。在她的引导下，大家做出一系列的练习：

我们敲打石头以便使房间纯洁，驱走能量。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抓住另一人的膝或肩，期望得到他或她的“至善”；然后反过来向对方施予“至善”。大家悄然无声，默默不语，唯有大人在敲击印第安鼓。我们咀嚼圣叶子，齐声歌唱，然后在最终的仪式性动作中，向祈祷之钵说出一个词，代表我们最需要的东西。那祈祷之钵从一人手中传到下一个人，转满整个圆圈。人们说出最多的词是“治疗”（healing）（而不是“健康”。二者之间有区别），其次较多的是“清净”（clarity）和“声音”（voice）。新时代运动者为什么如此看中美洲原住民的理想化景致呢？我相信在那祈祷之钵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专注的词语是“治疗”“清净”和“声音”。^[5]

治疗与健康的区别究竟何在？一个健康人也可以预见日后的健康，但只有病人才需要治疗。现代西方人已经意识到文明病是不能靠传统医学方式治疗的，所以他们才诉求原始的仪式，诉诸美洲印第安人的“巫医之轮”，期望在当代世俗生活的喧嚣之外倾听到来自荒远绝域的原始的“声音”。

我们所熟悉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借助于巫术思维在虚构中追求的目标，新时代运动的追随者们借助于印第安仪式而得到现实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之中看到原始认同的共同价值取向，那么对于其对抗现代性、拯救文明症患者的灵魂的实际功效，就不难领会了。

在新时代运动者眼中，现代性的病态除了物质主义与金钱崇拜之外，还表现在性别歧视与压迫、残害动物、毁坏地球等方面。因此，反对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同反对破坏环境的绿色运动相互认同，组合成“生态女性主义”的新流派便不是出于偶然了。新时代运动和生态女性主义的信奉者们对印第安原始文化的另一个认同理由是，印第安文化是母系的或母性中心的。他们强调像谷物母神（玉米妈妈）和易洛魁部落女性长者统治等印第安人生活的方面。在保拉·艾伦（Paula Gunn Allen）的笔下，印第安人是“美国人之中大多数的运动所要寻求的梦境的所在。一个主要差别在于，印第安人千百年来一直把社会体系建立在仪式的、以精神为中心的、女性定位的世界观之基础上。”^[6]出于现实批判的需要，原始文化中一切与当代社会相对立的成分都有可能获得“重审”和“再发现”，变成某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换言之，原始性成为疗治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https://www.xing528.com)

在某种意义上，西方人对“原始”的发现是近代以来“全球”观念形成的基础要素之一。从今天的知识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上看，文化人类学发展出的“反思人类学”一派，要求打破西方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一进化模式，提出重新认识所谓“原始人”和“原始文化”的时代课题，希望从中发现足以纠正西方文化偏向和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精神取向和文化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之外寻找更加符合人的自然天性的生活理想。该派研究对整个西方思想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产生了巨大震动和深远影响，也直接刺激新时代人在资本主义现实之外寻找人类未来道路的多样可能。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化和部落社会均可成为渴望治疗的当代人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镜。女性主义者从这面反光镜中看到的是母性中心文化和性别平等理念；环境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与动植物世界的依存与共生；信仰追寻者从中看到的是圣洁的精神性；价值失落者从中看到的是滋养生命的原始魂灵；身心受害者从中看到的是疗救之希望；后现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解决人类现实困境的永恒之和谐……

美国人类学家戴蒙德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寻找原始人——对文明的批判》一书中，对西方话语中的所谓“原始”做出完全颠覆性的解说，使“原始/文明”二分的价值模式与思维模式翻转过来，其文化寻根的意义不容低估。戴蒙德对“原始的”再定义是：

原始的=文明前的；异化前的。^[7]

具体说来，原始的不再具有贬义，其特征有四方面：（1）用仪式来表达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基本需要；（2）强调存在（existence）而不是本质（essence）；（3）个人对自我和社会负有责任；（4）缺乏对分析式的思维方式的关注。

《寻找原始人——对文明的批判》这个标题也具有号召性。人类学家往往为了专业需要而离开自己的文化，深入到边远的异文化中去。而形形色色的原始主义者们却是出于精神治疗的渴求才放弃文明人的城市生活，到部落社会乃至人迹罕至的野生丛林中去。他们宁愿选择与古朴的原始人为伍，甚至与大猩猩、猿猴等高等动物为伍，从中发现伊甸园罪恶之前的纯真生活体验。《原始的激情》中写到的纪德与荣格在非洲的体验，D.H.劳伦斯在新墨西哥的体验，珍妮·古多尔（Jane Goodall）和狄安·弗西（Dian Fossey）在非洲灵长动物中的迷狂般体验，可以说都是前一个世纪高更在塔西提岛的灵魂探险之翻版，西方知识分子为了在非西方文化中找回已经逝去的理想所经历的地理探求与精神探求之旅，看来至少在目前还远未终结。

这种探求的未来发展会给全球化的世界带来哪些变化和哪些启示，仍是值得文化研究者高度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