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性，这是现代风险区别于传统的危险的标志特征。率先关注现代性与风险关系的卢曼就指出，由于风险概念的产生是近期才出现的，把风险从危险中分离出来的可能性必然源于现代性之社会特征。从本质上说，它产生于人们对以下事实的认识：大多数影响着人类活动的突发性事件都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由上帝或大自然所造成的。[25]风险区别于危险的这种人为性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风暴、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日本持续几十年的经济衰退等事件中充分展现了出来。
在现代性条件下，工业主义构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主轴线。在大多数前现代文化中，甚至在那些强大文明中，人类也多半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延续。他们的生活与自然界的波动和变化联系在一起：人们从自然资源中获取食物的能力、庄稼的丰收与歉收、畜牧繁殖的多寡，以及自然灾害的冲击等等。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联盟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工业，却以过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象的方式改变着自然界。在全球的工业化地区，人类开始生活在一种人化环境之中——它再也不仅仅是自然的了。[26]
保持“零疫情岛”美称的海南，过去一直为没有工业而焦虑，这次才知道没有工业也是莫大的幸运！其他无疫情的省区——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原来也都是国内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最不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成了最安全的地区。而率先发病的广东，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率先发达的地方。每天的疫情报告催促我们思考：为什么物质繁荣、科技发达的地方（包括香港、台湾）疫情严重，这是否和人们更大程度地生活在“人化环境”有关呢？从人与自然的长远性关系看，如何才能权衡出现代性的利与弊之比例呢？
今日的都市建筑，不论是高层住宅还是写字楼，均离不开空调器，特别是中央空调器，一直被视为是现代科技文明的标志。这一次灾难洗礼才教训了人们：中央空调可以成为催命杀手！大自然提供的天然环境与工业化的人为环境，究竟孰优孰劣，工业主义的拥戴者和自然主义者之间一直争论不休。现在，残酷的现实教训终于强迫我们不得不改变以往流行的看法了。上古文献中描述的帝王的神圣居所——明堂，为什么有“四面无壁”类似凉亭的特点，现在也可以有新的理解了：自然通风是先民设计居所的防疫考虑。(www.xing528.com)
“人化环境”当然也包括传媒对风险的人为放大与渲染。“飞沫”“咳嗽”“喷嚏”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可怕！“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名言，再度成为群体生存危机的表征。可以肯定的是，诸如假日经济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等过去受到鼓励的社会现象，今后不得不加以重新权衡和适当的限制了。
其实，从死亡率上看，SARS远不是那么可怕，是人性的弱点——对未知事物的莫名恐惧，通过现代传媒的放大，大大增加了这场瘟疫的可怕程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03年6月10日，全世界感染SARS的确诊患者为8430人，死于SARS的人一共是789个。按照疫情在主要国家和地区已经被控制的情况判断，估计2003年全年世界死于SARS的人数在1000上下。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大地震（如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一，或者相当于60年前那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三百分之一，或者相当于在德国法西斯毒气室里死亡的犹太人总数的五千分之一。
我们还可以改换另外的参照系来看SARS的危险性怎样被人为的恐慌成倍地夸大了：如今全世界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是45万，欧洲每年死于环境污染的人数是6万。[27]用一个不尽恰当的对比：给今日社会造成极大恐惧的SARS，其对我们生命的实际威胁程度，只相当于交通事故之威胁的四五百分之一。当人们为了减少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而转向购买私人轿车的时候，他们只知道可以在一种场合躲避感染病毒的风险，却没有想到同时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以及汽车尾气污染的危险。如果把私人汽车当作物质生活现代化的一个标志，那么必须教育购车人的是：他面对死亡威胁的几率不是降低了，而是成倍增加了！当人们用空前大量的消毒剂来污染自己身边的环境时，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他们是在冒更大规模和更长远的风险来试图消除眼下的风险！工业主义给现代生活造成的负面依赖效应，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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