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一方面宣告了理性和科学的有限与无奈,同时也注定了这样的一点:亡羊补牢是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后的必然宿命。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教训人们必须注意随时警惕国际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谁知1998到来的不是金融冲击,而是罕见的大洪水袭击。长江、嫩江、松花江边的百万军民冒着人体大堤的灭顶风险,才换来了增加的投资修筑防洪水利设施的后知后觉的措施。
为什么人类总是跟在灾祸后面做一些“马后炮”式的补救工作呢?
这一次SARS风暴就更是如此了:就在瘟疫快速蔓延,医院成为主要感染源之际,要求拨款改善城市公共卫生防疫的应急系统的呼声才显得有充分理由;国家财政部门提出改变国债投向,增加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教育部发文件要求医学院校增加预防医学方面的课程和教育改革等等。这些虽然不能说错,但毕竟显得有些事后诸葛亮之嫌,或者是刻舟求剑之嫌。因为这些举措无法面对如下的质疑:你怎么知道下一个危机从何而来呢?
现代社会的危机多变量大部分出于不可预测的人为因素,特别是人破坏了自然生态关系以后的无常报应,用贝克的话说:风险的威胁“不仅难以察觉,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且也不是科学所能决定的”[23]。虽然人们努力防范,结果在灾害面前却总是显得防不胜防。似乎应验了古人说的“人算不如天算”!(www.xing528.com)
吉登斯在一系列著述中反复强调说,当今生活中后果严重的风险清楚地体现出不确定性,它超出了专家们的现有经验和预测能力。
潜在的灾害越大,管理的权威和技术上的专家就越有可能说它“不能发生”。而且,在许多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什么是“不能发生”的东西——无法预料的后果成堆。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它们是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可能性,过去的经验几乎没什么指导作用,对于萦绕在我们头上的所有最大的威胁来说,也是如此。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这样的灾难带来的后果在未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如果安全专家的判断是误入歧途,那么“它(切尔诺贝利事件)不能发生”变成了“在这里不能发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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