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战争与冠状病毒：隐患不断

高科技战争的攻击和新产生的冠状病毒的攻击几乎是接踵而至的。以收看电视为主要信息接收方式的市民都有这样强烈的印象：实况播出的巴格达轰炸场景突然间成了最具有“看点”（节目主持人语）的节目，战争就在全球看客的关照之下按部就班地展开。而军事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的身影还没有完全从我们的视野中退场，医学专家和流行病学家们已经开始占据屏幕中央的位置了。不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一般观众，这个春天在屏幕上学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从前，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明白了：战争是现代性的必要前提——民族国家彼此之间利害冲突的最后解决方式。过去的20世纪被称为战争的世纪，在无数的军事冲突之中命丧黄泉的人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多得多。在电视转播的实况中观看战争与屠杀的场面，是信息时代人特有的专利。可是这又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专利，它将使无数的观众变成麻木不仁者，让他们习惯目睹流血，习惯欣赏爆炸和瓦砾，乃至于根本分不清屏幕中出现的杀伤场景究竟是虚拟的电子游戏场景还是现实场景！郑州街头出现了使用仿真警服与仿真武器的中学生枪战，必须真的警察赶来才能够制止。

“今天，当一种风险接近零时，我们可以以此赶走批评者，但由于误解了可能性论断，明天灾难发生后，我们便只能为公众的愚昧而哀叹。风险具有无限可再生性，因为在多元社会里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根据某些决策和观点对决策做出评价，而风险则随着这些决策和观点而自我繁衍。”^[21]自我繁衍的风险具有防不胜防的性质。稍有粗心大意就往往是顾此失彼，灾难接踵而来。这个多事之春也许算得上一个典型时刻了。打了一个月的高科技战争，美英联军方面死亡的人数100多人，其中自己误伤的就有几十个人。而我们在家门口的一次潜艇训练事故也居然有70名官兵遇难。科技双刃剑的性质在这里得到分明的昭示。在各领域毫无遮拦地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本身，成了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潜在风险力量。(www.xing528.com)

30年前的艾滋病病毒至今还没有找到对付的办法，而肝炎病毒的种类已经从甲乙丙丁，扩大到了戊己庚辛近十种之多。其中治疗使用的生化药物所催生的变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目前根本无从知道，SARS以后袭击人类的将是什么新的怪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的病毒和细菌正在随着人类与生物世界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产生出来。

不论是B52轰炸机的超重磅炸弹，还是微小的冠状病毒，其威胁的首要目标都是人的身体。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写道：“历史学家早就开始撰写肉体的历史。他们研究了历史人口学或病理学领域里的肉体；他们把肉体看作是需求和欲望之源、心理变化和新陈代谢之所、细菌和病毒的侵害目标；他们揭示了历史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似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基础，在社会史中，诸如杆菌的传播或寿命的延长这类生物学‘事实’应占有何种地位。但是，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22]如果和文明以前的部落社会相比，今人的寿命肯定是增加了，但是今人的身体所承受的种种压迫、所面对的频繁的威胁也无数倍地增多了。人体炸弹和病毒是当下最难防备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