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发生天灾人祸，要有社会的最高首脑站出来，举行象征性的自我牺牲仪式，或用象征性的文字下“罪己诏”，用“罪在一人”的忏悔来求得天神的宽恕，以此象征行为来解除全民的危难。[10]而今的两场灾祸既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那就更有必要追索出其元凶，以昭示天下之民。究竟是“文明危机”之表征呢，还是“人性弱点”使然呢？如果我们从现代性本身去寻觅元凶，一定有人会发出“有没有搞错”的疑问。然而事实却是，已经有不止一位社会学者从理论上论证了风险是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本质要素。如德国的乌尔里希·贝克就在1992年推出了《风险社会：新现代性初探》一书，明确把巨大的风险性视为他所称的“新现代性”的根本特性之所在。[11]在此前一年，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也发表了以《风险社会学》为题的著作。[1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沉溺在GDP无限增长迷茫中的当今国人，一心只想着如何在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方面加速赶上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在我们心目中的现代性，就多半只是早日实现汽车、洋房的世俗理想。而一旦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肺炎症状是“非典型”的，心理上的慌乱则是最典型的。这几个月来，“突如其来”这个词，一时间成了媒体新宠的高频率习语。“突如其来”的说法显然大大突出强调了灾难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料性。但是细心推敲，我们说这话的时候也无形中暴露了我们对灾害毫无准备的茫然心态。如果我们能够对时刻埋伏着高度风险的现代生活的本质有所洞察的话，那就不至于在始料不及的危机事件降临时感到突兀和偶然了。
理论上看，是我们的社会高层领导者、大多数作为文化精英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以及我们的整个社会，对现代性社会的风险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以至于在SARS事件初起广东时毫无心理准备，估计不足，麻痹大意，而在疫情迅速蔓延全国时又慌乱无措，封锁消息，乃至因社会群体的非理性恐慌导致间歇性的社会失序现象。因此，如何从理论上论说现代性的风险性，从整个社会舆论方面增强全体公民对这种现代生活必然风险的自觉意识，培育居安思危的文化忧患情怀，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迫切任务。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过程的人必定会考虑到，即使工业社会也会被淘汰。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13]贝克接着说，“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这就提出了发展的自我限制问题以及从潜在的威胁出发对已获得的标准进行重新制定的任务。”[14]那么，风险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阶段是由何时开始的呢？卢曼从词源上推测，结论比较早：
“风险”这个词似乎在17世纪才得以变为英语，它可能来源于一个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意思是遇到危险或者触礁。[15]
并非巧合的是，一般认为的现代性也是起源于同一个时段的欧洲。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6]可以这样看，现代性与风险本来就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或者干脆说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之一是全球化，那么风险也和其孪生兄弟一样，必然从航海探险和贸易的个别活动的风险变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风险，乃至我们全体人类必须面对的风险。为什么会这样呢？(www.xing528.com)
根据卢曼的语源学研究，“风险”这个概念的诞生是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而产生的，即未能预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图。神灵的隐退说明只有人自己需要站出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全责。
卢曼和吉登斯紧紧把握住了现代性的风险实质，其不足在于过分关注了核战争的风险方面，而相对忽略了其他的风险方面。倒是华勒斯坦，较有远见地把全球性的瘟疫流行视为未来30年内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毁灭的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17]
根据前贤的见解，可以归纳出两个比喻，有助于对现代性的利弊得失的理解：
比喻之一：现代性如同列车的提速。从技术进步方面看，当然是好事，但同时也潜伏下了更大的风险。因为驾驶机动车的人都知道，“减速慢行”是确保行车安全必需的权宜条件。现代性的根本特性就是社会生活方式发展变迁的不断加速度。既然科技进步无止境，那么加速度也就没有止境。这里自然预设了非常可怕的一面。我们都挤到了一辆卸掉了刹车装置的飞驰列车之上，呼啸前行，看上去很酷，也十分过瘾，然而，风险之大，可想而知。用博德里亚尔的话说：“技术正在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冒险。”[18]
比喻之二：现代性如同赌博，要冒血本无归的巨大风险。这不是什么创新的说法了，只是物质繁荣科技进步的美梦让当今的人们忘记了自己就置身于赌局之中。重温一个老比喻，问题就清楚了：“资本主义（都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我们如今常说的“风险与机遇并存”，也是赌性语言的变体。这类说法本身都已经预设性地把行动者必须面对的危险认可下来了。而科学所具有的赌性，可以从科学家好打赌的事实中窥见一斑。武夷山《科学与打赌》一文指出：西方科学家似乎有围绕科学问题打赌的传统。据分析，游戏态度其实是最好的科研状态之一，这也许就是打赌成风的原因吧。[19]把比喻还原为理论的说法：“在今天的新情况下，科学进步参与了，然而也揭示了现代性的限度——禁区已经随着反思的发展和人为风险的出现被突破了。现代性本身已经成为实验性的了——是所有人的生活都被卷入进来的宏大实验。但是在任何意义上这都不是一种在可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实验。”[20]吉登斯一再强调，人类尚做不到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失去控制的世界”里，人类对社会与自然实行“控制性干预”，其后果却不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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