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已经走过了它的百分之三的里程。曾几何时，世人对“千禧”之福的殷切期待尚未消退，对新世纪美好前程的艳丽憧憬之梦还没有醒来。可就在21世纪的第一个秋天，举世震惊的“9·11”恐怖事件，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在浓烟中倒塌的惨状空前地留在了世界文明史的记忆里。随后至21世纪的第三个春天，两年多来，我们这个星球已面对了太多太多的苦难：从血腥的阿富汗战争，到不断升级流血的阿以冲突，形形色色的人体炸弹和此起彼伏的自杀性攻击，从巴厘岛到车臣，还有美国航天惨剧，再到2002—2003的伊拉克战争和非典型肺炎在30余国泛滥，以及朝鲜、伊朗的核问题危机，巴以冲突，等等，这个世界由于人的“自造孽”而显得格外慌乱，让人们紧张的神经应接不暇，似乎没有了片刻的安宁。这种自造孽的灾难，其特点不同于类似“神怒”或者“天谴”的自然灾害，如地震与火山。在此时重读吉登斯的如下断言，不得不佩服其居安思危的过人洞察力：
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1]
这个多事之春是以两大恶性事件的几乎同时发作而更加显现出“可怕而危险”的。好像一个离我们近，一个离我们远。有硝烟的战争是“美国造”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则有“中国制造”的特色。只因当初疫情集中在广东，所以国人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先被伊拉克战争吸引去了。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们目睹了全世界各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游行，而偏偏在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却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群众性的反战活动。
是我们国民的忍受暴力和非正义事件的耐性超出世界其他民族吗？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全民性冷漠和自私的大暴露？
如果是后者，那将预示着十分堪忧的潜在精神危机！窃以为，这种人心的冷漠和良知的泯灭是远比经济放缓和失业率上升还要堪忧的现象，它非常值得全社会的认真反思。“人家打人家的，我们可以趁机搞自己的经济发展。”国人的这样一种心理，说严重一点就是幸灾乐祸，说轻一点也是一种不健康的侥幸心态。它连华夏文化中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美德都完全捐弃了！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伊拉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炸的死伤惨状的同时，居然还在经济频道播出了中国建筑总公司某要员兴奋地预测战后重建给公司带来的商机！人家在大规模地毁灭和死伤，我们这边却想着如何发人家的国难财。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只关注经济利益的急功近利的狭隘心态几乎发展到丧失起码的人道天良的地步。由国家官方媒体在这样的时刻播出这样的访谈节目将会给广大民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可怕误导呢？
面对此种情况，可以说，我们社会决策者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设想，如果不是后一手的全面失败，那么至少也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空想了！市场无情更无义，靠经济增长拉动道德增长，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的。
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多的超级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绕开联合国，无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置全球人民的反对于不顾，置来自各地的和平人士志愿者的人体盾牌于不顾，不惜动用高科技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什么“斩首行动”和“震慑行动”。还掩耳盗铃般地打出为了“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幌子。布什政府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专横与霸道是对美国一向标榜“民主”的莫大嘲讽。是对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民主理想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震慑”，是足以让所有对西方民主还抱有幻想的善良人们绝望的“震慑”。
不论萨达姆政权有多么“邪恶”，也不论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势力是否真的被“震慑”住了，这场在媒体上直观展现的战争至少在哲学的意义上还“震慑”了我们对科技进步的盲目乐观情绪。那些精确制导武器——数以千架次的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和数以千计的巡航导弹，是对人类片面发展和追逐高科技的狂潮的一个莫大嘲讽。面对镜头中的废墟和焦土，无数的公民终于明白，被奉为建立现代化社会的法宝的科学技术，其成果可以被民族国家以合法的形式用作杀伤和威慑别国人民的暴力手段！
观看地球那一边的直播战争屠杀场面时，我们的军事专家找到了当众显示专业知识，指手画脚地解说各种新式武器的性能和双方战术部署的机会。那张伊拉克地图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全世界的如此密集的关注！尽管最新的世界文明史已经把两河流域确认为早于古埃及的人类文明发祥地！可是观众却一次又一次被军事专家的纸上谈兵所误导：先是以为美英的武器优势将使伊拉克不堪一击，几天内以零伤亡结束战争；随后他们又根据美英联军受到顽强抵抗的现实而改变看法，有声有色地在地图上描绘伊军精锐多少个师多少坦克大炮，预言将会展开如何激烈的大战。而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有规模的战役。整个战争中两次杀伤美军人数最多的事件，一次是美军内部的叛逆性攻击，一次是单人的自杀性汽车炸弹攻击。这可以说是自荆轲刺秦王以来最悲壮的弱小反抗强权的悲壮画面！战争局势的不可预测性实际“震慑”了这一批想当然的“专家”，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吉登斯关于作为现代性特性的专家系统值得信赖的说法：“虽然我不得不信任他们的能力，但是与其说是信赖他们，不如说是更信赖他们所使用的专门知识的可靠性，这是某种通常我自己不可能详尽地印证的专业知识。”[2]事实证明，分工过细的专业知识如果缺乏整体性的大智慧和深度历史感的指导，也完全可以蜕变成荒唐可笑的东西。还是贝克（Ulrich Beck）说的更得体一些：“在风险问题中，任何人都不是专家，也可以说任何人都是专家。”[3]
这种任何人都不是专家的情况，足以说明现代社会风险发生的不可预测性。
风险还来自政客与传播媒介信口雌黄般的欺骗性造假事件。比如战争期间，由美国军方操纵媒体导演的拯救美国女兵的闹剧居然能使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一天狂涨了300多点。然而其长远的负面效应则是：现代性的民主社会最爱标榜的新闻自由与新闻公正彻底信誉扫地！瞒和骗，成为自上而下普遍流行的社会风气。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所崇奉的诚信，已经成为商业骗子和政治流氓们糊弄公众的遮羞布。据英国《独立报》报道，面对来自下议院的指责，英国情报部门战后披露出布莱尔首相指使他们编造伊拉克武器假情报的命令，从而骗取议会通过出兵伊拉克的决定。情报部门表示，为了进行自我保护，当初唐宁街10号来人与他们多次商谈编造假情报的时候，他们已经录下了相关的谈话证据。[4]美国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
可见，被巨大的风险所“震慑”的不是萨达姆政权和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而是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尤其是那些原先用理想化眼光看待现代性、现代的民主政府及其领袖人物的所有天真人士。
按照西方社会学家的看法，现代性有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民族国家的重要标志则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由此带来的对内镇压与对外战争成为现代世界不得安宁的直接根源。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当代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性屠杀称为“新野蛮时代”的到来；吉登斯也尖锐批评19世纪以来的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认为他们只注意现代性的机会方面，而忽略了其“阴暗面”。(www.xing528.com)
为什么是这样呢？吉登斯叫人们注意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之一就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他说：“对现代国家来说，在领土明确的国家之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同样有意义的，是暴力工具与工业主义之间存在的特殊关联，这使得军事与武装组织之间能任意渗透。战争的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以及后来的核战时代。”[5]这种控制所导致的杀人规模由于工业化和科技化的促动而突飞猛进。这自然使人想到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发现必然联系的鲍曼。[6]现代性在驱动国家机器实施屠杀工程方面，确实要比以往的时代凶残十倍百倍。难怪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要把20世纪命名为“有组织的疯狂的世纪”“大死亡的世纪”——
这一死亡人数之巨大应用“大死亡”（megadeath）一词来表述，其中“大”（mega）字是10的6次方。[7]
20世纪是大死亡，那么21世纪又会怎么样呢？头三年的情况已经表明，暴力攻击和死亡的方式仍然在与时俱进！看来，这个世纪不会比上世纪太平，核危险和生物武器的毁灭力量有增无减，而人体炸弹的同归于尽式拼命攻击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逐渐平息，人们的目光自然转向波及全球32个国家的SARS瘟疫。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瘟疫，但是肯定没有一次像SARS这样体现出全球化的负面特征——疾病与恐惧的全球化。全球的生命系统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存亡与共的整体相关性。[8]SARS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小生物引起的广泛恐慌，一点也不亚于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高科技武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对莫名的病魔的恐惧早已大大超过对战争的恐惧。因为战争是明的，而SARS则是暗的，无从捕捉的，不明由来的，是非常神秘又有极强传染力的超级杀手。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前所未有，而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各地的商旅团体纷纷取消或延期，重要的国际会议被终止，国际间的商业活动骤然减少，人流、物流、资金流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学校停课、航班取消，像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居然出现万人空巷。不少国家政府警告国民不要到亚洲有关国家出差旅游，更有不少国家明令禁止有疫情国家的人员入境。这一切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阴影，也给社会心理造成极大的冲击。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4月9日宣称：“目前全球32个国家已经有2601人感染此疫，有98人不治身亡，而且还在迅速传播之中。”一个月后，全球的“非典”患者与死亡人数成倍增加。而且绝大部分在我们中国。
这种被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怪病，于2002年11月出现在中国广东的佛山。后来逐渐流传，到2003年1—2月间，在广东省出现感染高峰，上千人被感染，数十人死亡。于是引起全民的恐慌，出现了抢购米醋和中药的现象。3月初，据香港政府及媒体称，广州中山大学一名SARS病人入境香港，将病毒带进，发病入院后不治身亡。在各路媒体大肆渲染下，香港社会产生强烈恐慌。随即出现被感染人群，以及淘大花园的集体性大感染。媒体甚至把SARS称为香港的伊拉克战争。
4月，疫情在北京大爆发。官方公布的被感染人数，一夜之间竟然像电子游戏中那样增长了10倍！都市社会终于被不对称的信息“炸弹”惊扰了。笔者在4月27日的北京太阳宫农贸市场目睹了惊慌失措的市民的抢购风波：从食盐、大米、方便面到各种蔬菜水果，都是抢购的对象。最普通的无法上席面的白萝卜，也因为媒体上的信息误传，价格近十倍狂涨。我问卖家为什么是白萝卜最受抢购者青睐，答曰：人们说白萝卜可以治感冒！
随后在5月的南方，出现了“绿豆汤和鞭炮”的又一大群体性的从众行为热潮，据说这两样东西可以抗拒“非典”病毒。这一次，官方媒体不得不出面批驳流言了。此时社会上的谣言漫天飞，恐慌迅速蔓延的情况是非常惊人的。对于敏感的作者来说，足以写出一部和孔飞力的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相媲美的书来。2003年5月6日的《北京晚报》上的一则幽默短信说：“最新消息：我市目前“非典”恐惧症患者已达250万例，具体症状为：乱吃药，戴口罩，皱着眉头不会笑，抢油抢粮抢中药，昼夜消毒不睡觉。”
话虽具有玩笑的口吻，但其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实实在在的。比如，一部分心理素质有问题的人怀疑“非典”已上身，在热线电话中惊疑地哭诉求救；还有一些平常有洁癖的人很容易转化成强迫性的消毒癖。北京某高校老师的非典E-mail说：
学校里出现“非典”，大家都多少感到恐惧。有天我得知邻居就是被感染者，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尽管两家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但我感到窒息，我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可怕。我们甚至不敢走进自己的家。但又能去哪儿呢？我们只能回去一次又一次地消毒。[9]
笔者（2003年）5月20日乘国航4102航班自北京去成都，机场仍然空荡荡的，每个乘客都要先后三次测体温。从当日的《华西都市报》上看到因过度使用过氧乙酸而导致的中毒和伤害的报道，还有有关方面对消毒液使用的补充规定。到本章完成的6月初，全国的疫情得到控制，恐慌逐渐消退。至于突如其来的灾害在人们心理上的“震慑”后遗症却不容忽视。可以肯定的是，民众中大面积感染“非典恐惧症”的人数，要比实际感染“非典”病毒的人数多得难以统计。由此留下的长久的救治任务，绝不是十所八所突击建成的类似小汤山医院的精神医院所能完成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