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思想的重大转向：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

如此看来，文化寻根作为现代性危机的直接回应，已经不再是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乡愁的情绪化无病呻吟的延续，而是当代性的充分理智反思的结果和表现。这种高度宏观的自我反思视野中的历史性判断，可以用人类学家杰拉德·戴蒙德如下的话来代表：

我们这个物种（智人）目前以人口论、以地理分布论、以掌握的力量论、以支配的地球产值论，都处于全盛时期。那是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们也正在逆转进步的进程，速度非常快，不仅抵消了目前的进步发展，还侵蚀了往日的业绩。我们掌握的力量威胁了我们的生存。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一场突然发生的热爆（核子战争），还是漫长的老牛拉破车过程，因为无力应对长短期环境问题而陷入不可逆转的衰败结局，大气升温、污染、栖境破坏、人口爆炸引起的粮食不足、粮食生产不足造成的饥荒、食物链中关键物种被消灭导致的食物资源锐减，都把我们引入那个死胡同。^[6]

关于现代性社会进入“死胡同”的意识，说明了转向的深层原因。那就是对生存前景不可持续的忧虑与必须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觉悟。面对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知识界的回应有截然不同的派别：如技术乐观主义设想，在理论上认为将来的技术进步足以产生保证经济不断增长与环境协调的资源与手段。对此，多数学人以为是过分乐观和不可信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受益者最为赞同的设想。这种设想的功能就是，使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集团剥削环境取得的利益永久化。很清楚，这样的态度比关心后代福祉的开明的环境政策更符合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这种设想的不现实性在于：资本主义不断追求高效率，从而导致生产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虽然资本家主观上想节省由于稀缺而昂贵的自然资源，但高效率的历史性后果常常使这种资源更便宜，因而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资源消费和总的生产水平。由技术驱动的资本主义效率在过去没能阻止生态恶化，将来也不太可能做到。^[7]

与技术乐观主义设想相对的是反消费主义设想。该设想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将不可避免地继续造成全球生态系统和整个生物圈的恶化，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存，也威胁资本主义积累的继续。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把生态恶化威胁资本主义积累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并阐明了新社会运动兴起是这个矛盾的表现。反消费主义设想还认为，由于生物圈是有限的，资本主义扩张必有其生态极限。要想在生态上可持续，必须降低世界上最富裕的那部分人的物质资料消费，也就是要引导人们从消费主义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包括商品拜物教。但是那个时代还完全没有出现资源与生态危机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一厢情愿地把技术进步和生产力膨胀看成可以无限持续的过程。这一过程给物质财富的积累带来美好憧憬也就顺理成章。而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破坏在理论上终结了生产力无限进步的神话。同时，生态危机也使“社会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这一传统目标化为不现实的乌托邦幻影。针对这样严酷的现实，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家恩泽斯贝格尔（Hans Mangus Enzensberger）提出，新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重新设定为“力求人类在生态上继续生存”^[8]。就此而言，新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同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相互认同为一体了。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脱离了这个前提去谈增长和发展，其虚妄的性质就可想而知了。最可悲的是，陷入物质主义进步观和消费主义幻觉中的人，实际很难从拜物教痴迷中获得自我觉醒。因此，当多数人在生态灾难教训下亡羊补牢地最终意识到生存重于发展的道理时，很可能为时已晚了！

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和能力的限度，是人类在20世纪后期开启的反现代性的新启蒙运动之出发点。对于300年前曾经给现代性奠基的那场旧启蒙运动来说，新启蒙运动似乎刚好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这不应当理解为理性的退步，而是在人为灾祸和生态灾难的双重夹击之下，理性反思深化的必然结果。

从20世纪的现实来看，旧启蒙运动所树立的乐观进取的历史理念在残酷至极的世界大战的血泊中宣告终结。历史进步观、普遍历史观（法国大革命的信念）的瓦解，成为奥斯威辛之后的西方思想的正常反应。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林塞·沃特斯（Lindsay Waters）所说，“可以肯定，生活在1945年前后的成年人，几乎每一个都是在历史的概念化方面出现了混乱……进步这个词，就变成了一种诅咒。难道说，历史只不过是表示惨无人道的屠夫的名字吗？”^[9]就连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本身的理想信念也遭遇到空前的怀疑：人类究竟是理性动物，还是和动物一样没有什么理性可言呢？如果理性是人类的最可依赖的明灯，为什么最讲究理性和最善于形而上思考的哲学大师之邦——德意志，竟然会一下子变成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法西斯暴行的摇篮呢？

围绕着资本的增值需要而旋转的现代性社会制度，不仅完全打消了千百年来人对神的敬畏，而且使人完全丧失了对宇宙自然的那份敬畏之心，成了倚仗自以为无往不胜的技术手段在这个星球上为所欲为的强者。结果呢？在仅仅100年的时间里已经消耗了地球上10亿年才积累的大部分石油。为了争夺世界上日渐稀缺的石油资源，严重依赖石油的少数工业大国正在疯狂地滥用军事暴力，不惜捏造假情报和绕过联合国，在中东和伊拉克制造战争。而不明真相的后发展国家，也都迫不及待地奔向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性方向，即加速消耗能源和资源的全球化的市场社会方向。从而更加剧了人与有限资源的矛盾，使这个世界根本无法太平！

旧启蒙运动导致的世俗化“祛魅”终于把人类带进一个物质主义痴迷的不归路，那么新启蒙运动要求世界的“复魅”——自然的重新神圣化——也就相应地成为摆脱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痴迷的价值观基础了。从这种使命来看，新启蒙运动正在期待的人文建设和人文教育不可能是西方中心式的，而必然是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是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文思想传统的重估和再发掘，中华多民族文化共存与融合的历史生态遗产在全球语境中的重新审视，成为未来迫切需要探究的课题。

如今，西方发达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掀起的向原始人学习的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狂到人类自造孽的当代发现，是那些痛苦、敏感而近乎疯狂的文学家、艺术家，最先帮助我们启悟过来，完成这个重要的认识转变的。19世纪末的法国画家高更为20世纪的向原始人学习运动揭开了序幕。这位当初逃离巴黎的都市繁华，在塔希提岛的原始人部落中乐不思蜀的艺术家，被时人视为疯子，如今却被奉为反现代性的先知先觉者！因为20世纪的艺术总趋势可以被理解为是原始主义的。效法原始艺术的毕加索、摩尔等人早已成为这个趋势的代表。

为什么西方的学院派画家和学院派学者都意识到要向原始人学习呢？要向他们学什么呢？我们看看文化人类学家的一些说法就可以大致明白了。科林·特恩布尔为塞弗林的《消亡中的原始人》所写的前言指出：

一个民族不管看上去会显得何等的不可思议，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眼里有何等的令人厌恶，我也会在他们中发现我从未了解的我自身中的一个新的部分……要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原始（的）”一词并不用于任何一种贬义的场合；“原始人”同我们根本不是俨然异类，而有关我们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如同我们的过去一样，“原始人”对我们都是大有教益的。^[10]

在经历了对“现代性骗局”“发展的幻相”“过度增长癖”之类虚幻追求的觉悟之后，西方的有识之士们终于发现：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宇宙观和价值观，才是引导世人摆脱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不归路，是让日益膨胀的人口在这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可持续存活的指路灯。西方文化为了克服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擎起了“文化多样性”的大旗，与此相应，在世界各地兴起“全球本土化”浪潮。新萨满主义（new shamanism）就是这个浪潮中引人注目的一波。因为古老的萨满式的世界观不在主体的人和客体的自然万物之间做出截然的划分，而是把人看成与万物“通灵”之一体，其本来的环境保护意蕴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相对照，显然更加符合自然生态的生存原理。这究竟是怎样一种通灵的自然观呢？1855年美国印第安人度瓦尼许部落西雅图酋长写给美国总统皮尔士的信，可以引来作为主客体浑融、物我合一式通灵自然观的标本：

我的族人认为，地球上每个地方都是神圣的。每一根闪亮的松针，每一片沙滩、黑暗的森林，每一片薄雾，每一个嗡嗡的昆虫，在我的族人的记忆与经验中，都是神圣的……白人……是夜里来的陌生人，从土地上攫取任何他需要的东西。地球不是他的兄弟，而是敌人……继续污染你的床，迟早有一天夜里，你会在自己的废物中窒息。

今天的西方人希望通过重新学习萨满式的世界观，来恢复人与自然万物相通的那种原始的“灵性”，也就是重建人的精神神圣性，挽救由“人类沙文主义”^[11]的误导给资源与环境造成的巨大危害。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的代表作《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从书名上就直接回应了美国人类学家威泽福德关于《文明人与野蛮人：谁将存活？》一书的忧思和选择道路问题。现代性的生产方式正在飞快地逼近地球的生物和物理承载能力之极限。^[12]全世界各国如果都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单一轨道去谋求“发展”，地球的整体灾难势必加速度地到来。因此，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巨大张力，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矛盾力量所在，也是以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种族和民族国家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

最严重的忧虑来自我们头顶上挥之不去的两大乌云：核子毁灭的风险与环境毁灭的风险。“与这两朵乌云比较起来，我们平时对癌症、艾滋病与减肥着魔似的关切，就未免太小儿科了，因为那些问题不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13]

在这种地球生命延续受到威胁的总体格局中，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道路选择呈现出更加复杂的两难的特点。

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任务是双重的重估！即对本土的古代文化传统的重估和对20世纪西化的新传统的重估。一个世纪前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对古代传统做出极为偏激的否定式估价。中国古代传统之核心精神，可以用孔子的“仁”来概括，那是围绕着社会中人与人之关系而特别标示出的“爱人”的至高文化理念。“五四”的现代新传统则是以鲁迅关于封建社会“吃人”的发现，即对古代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揭开序幕的。从信奉“仁者爱人”的儒家信条，到反思古代传统“吃人”，国人希望借助从西方输入的新精神、新知识，告别那个可怕的旧传统，满怀希望地迎接一个不再“吃人”的新世界。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曾经给整个20世纪的中国人带来多少希望和憧憬啊！然而，时间刚刚过了一个世纪，战争和政治暴力竟然给这个星球增加了一两亿死于非命的冤魂。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使人类自相残杀的行为十倍百倍的增效。可知新传统的“吃人”规模与残酷程度，都要比旧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怀抱启蒙理想的人，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如何感到失落与困惑，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实的教育比任何书本、任何课堂都更加实际。做了二十几年的赶超西方“现代化”美梦，在能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的制约下，也露出了快要梦醒的端倪。我们的可耕地是全球的7%，严重的荒漠化使这个比例还在下降。^[14]我们的人口是全球的20%，而我们20年的“现代化”污染，使乙肝病毒携带者不知不觉地增加到了1.3亿！几乎占全世界乙肝病毒携带者总数的一半，肝癌发病率也达到全世界肝癌患者总人数的45%以上！如今，艾滋病感染率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引起高层的格外关注。这些数字虽然是冷冰冰的，但它们和各地变黑变臭的河流，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艾滋病村、癌症村一起，足以显示中国人盲目追赶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悲壮性，以及其代价之惨重性。(www.xing528.com)

如此看来，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少数文学家艺术家的雅兴，其实质是要通过文化反思而重新开启民族生存智慧的大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缓解环境危机，防止生态毁灭，减少生命代价，最终求得可持续的生存。

从这一意义上看，文化寻根也就相当于反现代性的一次新启蒙。

【注释】

[1]杰拉德·戴蒙德：《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王道还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25页。

[2]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250页。

[3]参看拉尔夫·伊利斯：《耶稣：最后的法老》，李旭大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参看叶舒宪：《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5]Peter Lemesurier，This New Age Business， Findhorn Press，1990，pp.24—37.

[6]杰拉德·戴蒙德：《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王道还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23页。

[7]Costas Panayotakis，《资本主义的“稀缺”与社会主义的前景》，康瑞华编译，《社会科学报》2004年11月25日。

[8]Costas Panayotakis，《资本主义的“稀缺”与社会主义的前景》，康瑞华编译，《社会科学报》2004年11月25日。

[9]林塞·沃特斯：《不可通约性的时代》，见《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漓江出版社，2004年，第180—233页。

[10]塞弗林：《消亡中的原始人》，周水涛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11]参看理查德·罗特利等，《驳人类沙文主义》，杨通进译，见《环境哲学前沿》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12]查尔斯·哈伯：《环境与社会》，肖阳晨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13]杰拉德·戴蒙德：《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王道还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66页。

[14]据《瞭望》2004年第51期报道，我国土地沙化速度由1994年前的每年2460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每年3436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吞噬一个中等规模的县。荒漠化土地已经占到国土面积的28%，13亿国人的生存空间被加速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