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寻根：新启蒙的现代性解决策略

正是在这种涉及生存与毁灭的危机征兆中，文化寻根成为20世纪后期最具有普遍性、世界性的文化运动，像“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实际上已经波及全球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国内理论界以及广大公众对这一影响巨大的文化运动尚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本书针对这种缺失，提出从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这个理论高度来理解文化寻根运动的思路，从几个重要方面勾勒出文化寻根思潮的整体轮廓，总结其所体现的西方价值观念的突出变化特征，为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下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提供积极的理论反思性参照。

从反现代性和反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高度审视全球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可以把寻根的实质理解为西方文化再认同的过程。形形色色的“文化他者”成为西方人反思与再认同的镜子。而对非西方的民族国家来说，文化寻根可以视为对全球化的逆向反应，用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的术语，又可以称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2]的具体表现。这个词由“全球化”与“地方化”两个词根组合而成，浓缩了相辅相成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张力，具有辩证的说服力，可以避免单向思维的偏执和盲视。从这种辩证的意义上看，非西方民族国家当代的文化寻根，也不妨理解为回应全球化冲击的本土文化自觉过程。

就西方社会自身而言，文化寻根与文化再认同分别在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主义的复合性价值体系，当代寻根运动者反思和批判的锋芒也主要集中在种族、地理、历史观、性别、宗教和文明起源诸方面。形形色色的“文化他者”成为文化反思与再认同的镜子。

下面是笔者概括的西方文化寻根思潮与运动的一些主要分支潮流：

1.“黑色风暴”。比如，从种族再认同方面看，西方文化寻根运动中有一股以黑非洲“文化他者”为再认识焦点的思想流派，笔者称之为一场“黑色风暴”。为了针对白人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长久统治，寻根运动则在白人居住的欧洲大陆之外寻找更深远的文明脉络，重构在东方古文明播化、殖民、影响下的西方文明发生史的轮廓，揭示在欧洲中心主义想象支配下的观念生产与知识生产逻辑。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连基督教的核心形象耶稣也应当被溯源到黑非洲文化传统中去。^[3]

2.凯尔特复兴。针对白人人种内部盎格鲁—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发掘和复兴西方文化自身的非主流的少数族裔文化他者的传统，用以抗衡种族主义价值观。例如，在美国NBA篮球赛和苏格兰超级足球赛都可以看到“凯尔特人队”这样的命名。然而，这种命名的深刻历史蕴涵和文化蕴涵却不是一般观众能够理解的。其实，它与20世纪凯尔特文化复兴运动具有内在的联系。该运动的宗旨就是要在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文明之外重新确认对于西方传统同样重要的凯尔特文化。

3.女神复兴。受到20世纪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思想洗礼，从性别学的立场反思5000年以来确立的父权制文明的统治与压迫，希望在阳刚的、暴力的、攻击性文化价值之外找回史前的女神文明的阴柔的、和平的价值，同时恢复女神信仰时代尊重大地母亲、自然母亲的古老生态智慧，这是当代思想中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两大势力逐渐合流的深刻原因。我们也因此将作为文化寻根之一翼的女神复兴运动看成20世纪思想史上的生态转向和原始转向的双重作用之标志。从性别立场看，是借重新发掘远古的女神来对抗父权制的男神中心神谱；从生态立场看，是要复兴男性文明价值建立以前的更加符合自然状态的生命观与敬畏情怀，使今日百孔千疮的地球母亲得以在工业文明的摧残浩劫之下保持生命存续的可能。^[4](www.xing528.com)

4.东方转向。既然认为导致现代性的西方自身的传统并不是人类未来唯一的和完美的生存选择方向，那么，向西方文明以外的人类传统寻求新的价值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20世纪的学院派精英思想家与民间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东方文化，乃至更加广义的非西方文化，寻求拯救现代文明病症的异文化药方，以及引导人类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误区的路径。这是新时代的又一场启蒙运动。对于盲目追随西方现代性道路的东方国家尤其值得格外的关注和自我反思。

苏格兰的新时代思想家雷米苏瑞尔（Peter Lemesurier）所著《新时代的事业》一书第二章标题为“现在重新来：东方的时代”，其中指出，如果有世界上大多数最古老的先知传统都认同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事物在变好之前，不得不变坏！”这种循环的世界历史观与我们今天信奉的直线进步观不同。相比之下，在思想渊源方面，循环历史观要比进步历史观更加古老也持久得多。^[5]进一步的审视可以发现，直线历史观是典型的西方文化的产物，而循环观则是源远流长的、东方特色的，包括世界另外的部分的更古老的传统——如美洲。按照循环的历史看法，如果说未来有千年审判和黄金时代，那么，现存的文明是必须面对毁灭的“地面上的地狱时代”。从但丁的《神曲》叙事模式中我们已经知道，地狱和炼狱是通向天堂的必要途径。新时代人已经将2001年的千禧年转折当作新循环周期开始的时间标志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时代是“东方的时代”（The Ages of the Orient）。像印度圣者克里希那穆提（J·Krishnamrti，1895—1986）的灵性教诲著作先是风靡北美，后被翻译成47国文字在全球流行，似乎可以预示新时代人如何殷切期待“东方的时代”之到来。

5.原始转向。从西方文明的开端古希腊时代起就有所谓“原始主义”的文化怀旧情结。由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拓展，西方人关于原始文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作为文化他者、殖民征服对象和传教对象的原始人（原始文化），第一次成为陷入现代性危机而不能自拔的西方人需要重新学习和效法的正面形象。西方关于原始人形象与价值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非常深刻的。这种作为天人合一榜样的原始人形象，也是给试图追随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提供的文化多样性生存的选择范例。使其在现代性与本土文化的两种生存方式之间有了重新加以权衡选择的参照契机和可贵空间。

6.生态转向。无论是生态女性主义呼唤的女神复兴，还是东方转向和原始转向所追求的非西方价值观念，都与重建西方人的自然观与世界观的强烈需求息息相关。这种观念的重建是以如下意识觉醒为前提的：西方传统观念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成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深层的根源。所以价值观的重建意味着西方思想有史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生态转向。

以上六个方面的文化寻根的表现并不是截然孤立的现象，而是相互交织与呼应的文化潮流。它们共同体现着20世纪后期西方思想回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变革趋势，或者可以进一步简化概括，称之为“三大转向”，即：东方转向、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西方思想的这三个重要转变势必影响到21世纪的世界文化走向的基本格局和内在张力，对于非西方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具有非常必要的和及时的参考意义。

经历了这三重思想转向的洗礼之后，人们终于第一次明确意识到：现代社会的根本弊端在于它必然在资本和利润的追逐中彻底改变亘古以来的人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人类引向无法在这个地球上持续生存的危险境地，更谈不上什么“可持续发展”了。我们在几个世纪的现代性角逐中付出了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的巨大代价之后，今天总算有了关于“增长”和“发展”之极限的认识。

回顾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大背景，有必要从现代性的起源与反思入手。西方社会科学的奠基人、现代性的理论先驱马克思·韦伯曾经用一个比喻，把资本主义看成对传统社会的宗教精神的一场空前“祛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增值的世俗需要面前，以往的一切价值都要退避三舍，一切神圣都变得微不足道了。宇宙万物的存在似乎也只是为现代生产和消费增长而准备的资源而已。然而，在资本主义确立的300年里，这场“祛魅”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文明在现代性的世俗化的进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危机。我们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对一切传统社会“祛魅”之后，迎来了一个人类不受任何精神约束的放纵欲望与技术无限膨胀的时代，300年来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变和破坏程度超过了以往的5000年乃至1万年。我们还明白了：在自然状态中，物种与物种，以及物种与环境，都必然保持平衡的关系。只有人——经历了“祛魅”之后的现代人——不懂“平衡”为何物？只有人——今天的现代人——对宇宙自然已经全然没有了敬畏之心。文化寻根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唤醒人类的敬畏之心，重新估价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不利影响，调整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使之适应在这个唯一产生了生命的星球上可持续生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