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审判文化：严禁尸亲借尸图诈方法的创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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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正值天津司法改革之际，当时的天津县知县章师程就“严禁尸亲借尸图诈办法”向直隶总督袁世凯作书面请示，拟将这个问题纳入新的法制范畴。

当时，“借尸图诈”一直是官府难于处置的问题。一些人胆大妄为，或以自杀相威胁，谋取钱财，达到某种目的，或将亲人的尸体作为图财泄愤的筹码，陈尸于光天化日之下，阻拦验尸，又不予入殓，甚至抬尸游街，以此要挟官府和当事人，不达目的，绝不甘休。

以往封建律例对“借尸图诈”的惩处亦有明文规定，如：子孙以祖父母、父母尸身图赖人者杖一百，徒三年期。亲尊长杖八十，徒二年，妻以夫尸图赖人者，其罪与前者相同。告官者以诬告反坐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加徒役三年。然而，尽管有以上规定，“借尸图诈”却始终难以杜绝。(www.xing528.com)

章县令对此类案件亦颇感棘手。他认为：“愚民之愚亦复可怜，而其所以如此者，实系地方官对于此种案件往往含糊和了，并不遵章照办。”而“承验之官益复顾考成而弥形退缩，刁风愈长，办理愈难”。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制体系，只有建立起严格的法律审判程序，走向现代化的法制轨道，“借尸图诈”才有望得到根本的解决。章师程在书面报告中特别说道：“天津为各国通商之埠，此种风俗不独有碍于卫生，抑且贻笑于邻邦。”他依照新制定的法律条款，“经卑职等共同商议”，提出如下方案：一、凡遇有“借尸图诈”的案子，定要排除一切干扰，依法检验尸身，不得任何人从中干预；二、验尸取证后，即责成该管片巡警将尸体及时押殓、入葬，不得逾期拖延；三、对阻挠验尸、阻挠入葬、喧闹尸场者，均按新的例律加以惩处。

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对章师程等所禀报的“严禁尸亲借尸图诈办法”甚为赞同，并且作了批示。批示内容为：“据禀已悉。应如所拟，嗣后凡遇相验之案依法验毕，取具尸属地邻甘结后，即责成该管巡警押殓，不得逾时。其诬告及停尸不验，或喧闹尸场者均各照例从重惩办，以除积弊。仰即遵照出示晓论，并录报司道府查照。”

此后，再处置此类案子，便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审判程序。1920年11月津西有一名为朱克鹏的人，因案在审判厅成讼，被处徒刑，期满释放后，被其叔父活埋身死。此案是否属于“借尸图诈”，《益世报》在报道中未做说明，只是说“经四乡第三警察署查知，当即电请检察厅派员诣验”，由此便也可以得见，当时处理这类案子已经不再是“含糊”“退缩”，而完全是有法可依、照章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