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审判文化：清末一宗命案的审判与司法改革

■李学智

1909年春，天津发生一起纵妾殴妻致死的命案。

家住太平街的邑绅姜廷珍之妻李氏身亡，其母、兄控姜廷珍纵容其妾张晓峰殴打其妻，进而帮其用绳勒死。天津县审判厅派员前往勘验，认为控告属实，将姜某等拘押。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数次庭审中，姜廷珍均承认曾殴打妻子，但坚持其妻系自缢身亡，死者身上的伤痕系生前争吵时殴打所致。经由仵作开棺验尸，并无勒死确证。但死者之兄李某以“情重法轻”而“坚不具结”，且民间舆论咸抱不平。

在这种情况下，审判厅为获得“确实”的口供，在此后的庭审中开始使用刑讯。姜家的车夫、厨役等均遭“次第刑讯”。姜某因有功名，则仅被“杖责五十”，审判官并且报请官厅革去姜某功名，准备对其严刑讯究。姜某之妾张晓峰因怀有身孕而被“掌嘴二十下”。审判中，姜家女仆称李氏“生前原有疯病，逢人辄打”。审判官问：“你是否被打？”女仆不能回答，即被责打。最终，因无法得到李氏被勒死的确实证据，审判厅以“宠妾虐妻，殴伤后自缢身死”之罪，判姜廷珍监禁一年，其妾张晓峰送济良所拘留十年而结案。(https://www.xing528.com)

此案发生的1909年，清廷已开始进行司法改革，新刑律草案已在1908年完成。根据新刑律，刑讯和肉刑均被废止，故当时《大公报》对此案的审理非常关注，不但连续报道此案的审理过程，且针对审判中的问题发表评论。如，针对此案审理中仍用刑讯的情况，《大公报》于3月30日刊发《言论·决不可再用刑讯》。此评论指出：“刑讯一事，虽已行之千百年，而今日进文明，已知为必不可行，开始除之，岂可因姜不肯自承勒死，复行暂用。……又将借重刑讯，必使被告承认而后已乎。……虽不若前之每案皆用，而动辄复用，足使全国复入黑暗，冤狱更多也。如谓姜必不能受重刑，可得确供，岂不知姜必不能受重刑，或亦可得冤供也。须知能忍受重刑至死不承者，社会诸公其孰能之！”即使执一无辜路人，施以严刑，逼其承认勒死李氏，“即社会共知其屈，恐其人定将自承亲手勒毙。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此文还介绍了欧美国家审理案件的方法，指出：“欧美文明国家，皆不刑讯，而冤狱甚少，社会所知也。犯人不肯认罪，裁判官亦定其罪而案遂结。”此文谴责了中国千百年以来流行的审案方法：“裁判者毫无知识，草营人命，有如儿戏。……仵作无学问又无道德，尤不可靠。”造成冤案无数，其“黑暗野蛮之尤不堪言矣。刑讯为我往日之普通历史，今日虽尚有存，未能一旦尽绝，然不宜再长留于20世纪渐进文明之我国中。……若再一用刑讯，是放弃人格，甘自退处于于黑暗、野蛮”。

4月13日，《大公报》再发《言论·废止刑讯必要之方法》。此文以“天下最无人理，反乎公道，野蛮达于极点者，孰有过于昔日之刑讯乎”一句开篇声讨刑讯，指责其为“以野蛮之官治野蛮之民一种最简便之方法”。文章指出，现在“刑讯既废，所重者唯证据”，搜查、检验方法亟须改变。改良搜查方法，学习西方的刑事侦察技术和方法；改良专恃仵作的检验方法，培养使用具有医学及其他学科知识的检验人员。《大公报》的上述言论，体现了进步舆论对于社会改良的积极引导。

此外，在此案审理中，天津府知府和天津县知县不止一次到审判厅“会同承审官”审理此案。清末司法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即为司法独立，设置各级审判机构，以实现司法与行政权力的分离，审判机构不受行政官的节制。为何政府官员仍参与此案的审判？据《天津政俗沿革记》记载，天津在1907年即设立了高等审判厅分厅和地方审判厅，但高等审判厅分厅长以天津府知府兼之，地方审判厅长以天津县知县兼之。“会同”原因或在于此。

官员断案、刑讯逼供，中国这一传统的审判方式流行千年，人们的观念、心态浸润其间，形成思维定式、社会习惯。清末进行司法改革，开始推行法官独立审判、废止刑讯的现代司法审判制度。但是，从此案的审理过程可以看到，虽审判制度已做变革，法律已有新规，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却实难及时随之转变。司法独立、禁止刑讯的真正实现，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