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审判厅章程：开创性与先进司法理念的影响

天津审判厅章程的开创性毋庸置疑。其与时俱进的先进司法理念跃然纸上，其以人为本的科学立法原则也彰显无疑。

本文篇幅所限，仅试举一例：《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第92条规定：“遇有证据确凿、供招毫无疑窦者，即下有罪之判决。如犯人坚不承认，而承审官认为证据确凿者，亦同。如证据、供招两无可凭者，无罪。”显然，这在无罪推定方面，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进步性。

当然，天津审判厅章程的率先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此前毫无依据和遵循。法部当时已拟有成案，但仅仅局限于顶层设计层面，尚无操作层面的支撑和检验。

如1906年年底奏请的《大理院官制》《法部职掌节略》等，都对地方审判厅的职责权限，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又如《大公报》1907年1月15日《咨索图表》：“大理院咨民政部云：本院奉懿旨，专司审判。所有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城谳局，皆应会同法部，筹商妥协，次第设立，以图完备。唯查城谳局制度，系分理京城地面词讼，必须预先划分区域，方能布置周妥。闻民政部内外丞巡警总厅、巡警分厅、各区巡警所，皆绘有总图、分图，立表列说，至为明晰。希将各项图说，照检一份，咨送到院，用备参考。”

再如《大公报》1907年1月25日《大理院司法独立》：“闻大理院现拟奏请，在京师设立高等审判厅一，京师内外地方审判厅二，京师分区城谳局四。并闻，该院所辖各审判厅，自实行审判新章之日起，凡关于司法裁判，全不受行政衙门干涉，以重国家司法独立之大权。”同日又载《拟设乡谳》：“据官场人云，大理院所辖之各审判厅局，凡京师内外所有民事、刑事，统有审判之权限。其附近城郭及乡间各处，则拟设乡谳局，现正组织一切章程。”

也就是说，法部已有比较成熟的想法，但在如何落实上，坚持广泛参考各界成案，力求行事稳妥。而各地当道也多停留在上疏陈言层面，满足于清谈空议。总之，当时对于审判厅的开办，各地大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正是直隶省贯彻迅速，先行一步，明确以天津为“试验场”，积极开展试点，才使司法改革顺利推行，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凸显样板效应。

至1907年7月，4个月的开厅实践表明，天津审判厅章程的方向正确、可操作性强、示范效应明显。加之边实践边弥补边修正，也使相关条款渐趋适宜。更重要的是，此成案公布后，给了各界冷静思考、系统研究、修正完善的空间。1907年7月18日，袁世凯对此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其在《奏报天津试办审判情形折（六月十三日奉朱批）》中，颇为得意：“现经试办数月，积牍一新，民间称便。”

各地更是好评如潮，纷纷效仿。如《申报》1907年8月20日《派员赴天津考察自治会章程（南京）》载，江督端方札委：“查北洋已就天津创设自治局审判及议事、董事各会，厘定章程，灿然大备。亟应遴派员绅，赴津考察，以资借镜。”又如《申报》1907年9月6日《苏提学使为试办地方自治事咨沪道文》：“查北洋办理地方自治，袁宫保系先从天津试办，用意甚为慎重，并力持只从天津一县试办，即天津府属各县亦暂不推行。如庆云、盐山之请办者，经即批驳。盖深恐办理稍疏，于民间即多扰累。此本司在北洋谒见讨论时，所亲得其详者。”

根据清政府此前于1907年7月7日颁布的上谕，关于各直省官制（包括分设审判厅各节），“着由东三省先行开办。如实有与各省情形不同者，准由该督抚酌量变通，奏明请旨。此外，直隶、江苏两省风气渐开，应择地先为试办，俟着有成效，逐渐推广。其余各省均由该督抚体察情形，分年分地，请旨办理。”实际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天津官绅，创新意识强，不用扬鞭自奋蹄，已悄悄走在了全国前头。(www.xing528.com)

天津审判厅章程不仅完全符合清政府的政策意图，而且先行先试的成果显著，直令各省督抚艳羡不已。这就是江苏方面急不可耐地前来取经的缘由。而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也忙不迭地派员来津访查，千方百计地挖掘已在津任职的审判人才出关效力，甚至在增强谳员吸引力上，不择手段地挖墙脚。

面对袁世凯打下的良好基础，继任直督杨士骧也是信心满满。《顺天时报》1907年9月28日《杨莲帅召对补志》载：“杨莲帅日前召对时面奏：司法独立最为善策。各省观望不前，半因臬司不知独立之宜。直隶为畿辅之区，且虽袁世凯试办于先，臣尚设法推广，以为各省先导。”

法部对提及的实践，也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此章程可操作性强，颇具借鉴价值。

一是《申报》1907年7月2日《调取天津审判成案（北京）》载：“大理院张仁黼正卿，以京师审判厅及裁判所将次设立，虽经奏准妥善章程，而事涉初创，未必遽易收效。拟即遴委妥员，前赴天津，将该埠办理之审判厅成案，调取来京，酌参损益，以保司法独立之权限云。”

二是1907年12月1日准奏的《法部等会奏京师各级审判由部试办诉讼状纸折》：“复查升任直隶总督臣袁世凯奏办《天津府属审判厅试办章程》，内称‘一切状纸，由厅发卖，并遵章贴用印纸，行之数月，民间翕然从风，良由费省而事便，无从上下其手’等语。可知法古宜今，有利无害。夫民情不甚相远，法制取乎大同。所有状纸一项，天津既由一府，渐及全省，臣部即可由京师推行各省。现在，各级审判厅开办在即，臣等谨将各项状纸拟就简明章程，恭呈御览。”法部公布的《试办诉讼状纸简明章程》，共计十二条。

三是1907年12月4日准奏的《法部奏酌拟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折》：“数月以来，悉心考究各国审判办法。其程途，要非一蹴可几。唯查升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定《天津府属审判厅试办章程》，当法律未备之时，为权宜之计，调和新旧，最称允协，洵足为前事之师。第天津开一省之先，而京师实各省之准。此次办法系乎全国司法机关，其规定自应更求完密。既于该章程所试行者，采用独多。”“至讼费一节，系比照天津审判现行之例，而更从轻。”

总之，天津在司法改革实践上的大胆尝试，既为法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也让朝野心里有了底。法部官员从观望等待，到加快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编纂工作进度，显然也总结并吸取了天津的成功经验。

那么，王仁铎、张一鹏、吴兴让缘何被委以如此重任？缘何能在短时期内圆满完成任务？鉴于这三位先驱者的早期经历在常见记载中语焉不详，故值得深入探查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