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审判文化-涉及天津审判厅判牍的其他文献

1915年版《直隶高等审判厅判牍集要·凡例》载：“以后续判者，仍拟陆续刊行，以飨阅者诸君之望。”那么，直隶高审厅此后还编印过哪些判牍呢？

已知直隶高等审判厅书记室编有《华洋诉讼判决录》，1919年由北洋印刷局刊印。收录1914—1919年间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刑案件，包括50份民事判决书、19份民事决定书、9份刑事判决书，多为天津地审厅一审、直隶高审厅二审判词。此书点校本已于1997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法学图书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法律图书总目》可知，与天津审判厅有关的诸种出版物有很多。

一是施沛生1917年起编辑的多种《各省各级法院判牍》，分别由上海中华图书馆、杭州宜新书局出版。施沛生，杭县人，法律界人士。《申报》1929年5月9日载为“高等监狱科科长施沛生”，1929年10月30日载为“高等法院委监狱科主任施沛生”，1930年2月12日《地方通信》载为“高法院特派书记官施沛生”，1930年4月3日载为“江苏高等法院派委员施沛生”。

二是上海大东书局1923年版《全国律师民刑诉状汇编》中，也载有直隶高审厅判决书。

三是上海广益书局1925年版《书状判牍精华录》中，涉及直隶高审厅、天津审判厅判牍约10种。(www.xing528.com)

四是天津百城书局1936年版《民刑讼案诉状汇编》二册，辑录编著者王福同经办的民刑诉讼案文书、诉状，自1929年至1932年底，共670件。书前附全书事实经验、法律要点检查表。王福同当时为在津执业律师。《大公报》1928年6月6日载有《律师李景光王福同代大业银行声明》。7月6日又载《律师公会建议设立北平最高法院分院，详述八项理由，为民众谋利益》，署名者即包括天津律师公会会员王福同。王福同还能代理涉外诉讼案。《大公报》1929年11月起连篇累牍刊载美商绑票案。王福同受被告（三名俄国人）委托，代为上诉，轰动一时。

五是张叔龙编著的《判牍汇存》十五册。由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出版，出版时间未见记载。张叔龙，江苏东台人，生于1888年，1930年前后任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这也表明，判牍很受欢迎。但判牍措辞半文半白，一般民众难解其义，也有产生歧异的问题。《申报》1933年8月23日第8版《司法文书一律改用白话文（南京）》载：“司法行政部令各省高院，嗣后，律师撰状及法院判决书，一律改用白话文。”但此举甫一施行，却存在很大阻力。《申报》1933年9月8日第15版《律师公会执监联席会（第一四八次）》：“报载，司法行政部通令，状词、判牍改用白话文。经调查结果，并非事实。前议办法应予作罢案。议决：存查。”可见，当局朝令夕改，已让各地无所适从。但是，让判牍更加通俗易懂、更加接地气，在司法实践中确为大势所趋。

民国年间编印的各类判牍难以悉数，以上海出版物为多。如商务印书馆1913年起出版的《最新司法判词》、文明书局1915年版《现行律令判牍案汇览》、世界书局1935年版《当代全国律师民刑诉状汇览》、中央书店1937年版《新诉状汇编》以及《书状判牍精华录》《书状案牍菁华》等，都值得参考。而各级官方公报如《政府公报》《司法公报》等所载更是不可或缺的。《天津通志》之《审判志》《检察志》《司法行政志》等，也载有各个时期的部分判牍。

总之，若深入研究天津诉讼史、审判史和了解近代天津政情民风，此类文献足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