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审判厅判牍的历史与影响

■王勇则

如今，要想查阅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可浏览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于2013年上线开通，对于裁判文书的公布，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如今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司法文书公开平台。

可是在一百年前，司法信息传播渠道单一，公开性和透明度严重不足。如何才能让人们了解案件，并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清末民初，官方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措施。

可以想见的便捷办法，就是将部分司法文书公布在官报上。天津审判厅1907年创办伊始，就备受关注。直隶高审厅主事者李兆珍、戚朝卿、张良暹关于《天津审判厅禀查覆整顿审判厅条陈》中，即有“判词宜刊报”的建议，即“判词刊报，实备数善。原文三善之外，并可使候补人员之未经考入研究所者，亦得借此研究。拟请暂时不设专报，谕令官报局每日报末附装一页，专载两厅判词，名为《审判厅判词录》，不与原报文相接连。日后，仍可分装成书，并由卑府兆珍示谕遍贴。各署州县官厅将来考验处，于批判一门，就中出题，有能记忆援引者，多给分数。以期人人皆看此报，既省厅中经费，又广官报销路。如此办理，最为简易识局”。此议得到袁世凯首肯。

除将判词刊于《北洋官报》上之外，天津其他媒体也设法公布案情，以吸引读者。不少刑民案件就是通过报刊，以消息、禀控、奏折等形式披露的。

如《大公报》1907年11月30日第5版载：“张增祺，静海县人，侨居津埠，生有二女。其长女曾配伊同乡李鸣科之子为妻，次女亦配伊同乡霍天成之子为妻。前于六月间，张欲将二女改配，希图聘礼。遂作二函，致李、霍二姓，捏称两女暴亡。及李、霍二人来津探视，二女俱在。始知其心怀不良，当各将女领至家中童养。嗣，张增祺将二女纳聘他姓。经李、霍二人查知，日前同赴审判厅，据情控案。”

虽然这种刊布形式更加及时，甚至能揭露一些内幕，但也存在信息支离破碎的问题，往往难知原委。而且，也有与官报所载相左甚至是抵牾的风险。

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国人的司法意识日益觉醒，多元化的司法需求越来越强烈。于是，集中编印出版判牍，就成了监督执法、研究判例的另一个重要渠道。编辑判词、判例，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此种详情，可参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历代判例判牍》 12卷本。(www.xing528.com)

清末，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加快，判牍跟不上发展形势的问题愈发明显。

如《大公报》1908年12月14日《论高等审判厅》载：“驳者又曰：‘然则何以统一解释法令乎？’答之曰：‘此则大理院卿得使各省高等厅每年若干回提出，其判决录附以该院意见，更配付之于高等厅以资参考之料（仅得资参考，不得强制服从），则各厅判旨亦不至有不一致之虞，何必限止高等厅审判上告之权，而后能使法令之解释统一耶？’”可见，当时判牍、判决录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清政府当局也一直试图把判牍规范起来，指导司法实践。《大公报》1911年8月9日《法部拟订判决录》：“法部大理院，日昨会议，以各省审判事宜，现值整顿之初，亟宜严加考核，借觇听断之优劣。拟先厘定判决录格式，颁行各省通饬。各级审判厅务将判决各案，详细载录，每月送部一次，以备详细核办，倍昭慎重。” 9月13日又载《法部调查审判情形》：“法部昨咨各省督抚，并札提法使，饬将各级审判厅自开庭受诉后，所有办理审判一切情形，从速调查详复本部。至判决录一项，已否照办，均应一并声明，以备调阅。”法部再行催促，可见已亟不可待。但是，当时已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法部的部署很难实现。

中华民国成立后，判牍、判决录等司法文书日趋规范，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时，又加以强调。《大公报》1913年11月7日《梁总长调取判决录》：“司法梁总长，为放核全国司法情形起见，昨于本部会议时，决定通电各省司法机关，将本年该机关所裁判之刑民各案判决办法，一律填列判决录，于一月内，寄呈本部，以备考核云。”

由于各省重视程度不够，司法部此后免不了就此事唠叨一番。《大公报》1914年5月2日《章总长饬报判决录》：“司法章总长（即章宗祥），为考核全国司法情形起见，日昨通令各省各级审检厅，该厅所裁判之刑民各案判决情形，按表填列，于每月汇报一次，以便刊印成册，以备参考之数据。”《大公报》1916年8月29日披露：“司法部决定调取各省判决录，研究其判断之得失，规定改革之法。”

民国年间，直隶省高等审判厅（直隶高审厅）、天津府地方审判厅（天津地审厅）等在津审判机构，都曾出版过不同形式的判牍。而中央司法机构及各地出版机构在搜罗成册时，也采集了不少与天津有关的判牍。笔者已搜罗数种，从中可窥当年司法实践之一斑。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予略介，并提供相关史料的检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