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肆意横行的局面久矣，已令国人不堪忍受。《大公报》1905年6月8日《考留学生详志》载，在三道国际公法考题中，即有“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之异同者何？试条举而累析之”。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很有必要。《申报》1906年2月6日《论中国实行警察权之难及其原因》所载可见一斑：“外人游历内地，因有领事裁判权，不服从中国法律。道路所经，偶与华人启衅，虽任意践踏，而媚外之风，已成华人第二之天性。彼警察者，既不敢干涉，则鹄立以作壁上观。警察权之难于实行。”
当时，各界关于收回领事裁判权之议，纷然以起。《申报》1907年3月23日《厘定官制局上王大臣说帖（为司法独立事）》呼吁：“今日立宪之明诏已颁，若不预立司法独立之基，殆恐撤回领事裁判权之条约，永无实行之期。各国裁判权之扩张，不知伊于何底？”
袁世凯主持制定天津审判厅试办章程时，就把矛头对准了领事裁判权。《申报》1906年9月5日《袁宫保对于撤回领事裁判权之办法（天津）》：“袁宫保以撤回领事裁判权非从改良己国裁判入手不可，曾札委天津府凌润苔太守、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毕业生黎伯颜君，会议章程……将次脱稿。俟详院批准，当即试办。”
袁世凯及天津审判厅官员都认为：“审判厅之设，将以谋司法之独立，维庶狱之敉平，冀使外人就我范围，以徐杜干预法权之渐。”“厅局之设，所以图民间便利，为收回治外法权张本。”
若一朝实现这个长我志气、保我尊严的愿望，也非易事。振国威、雪前耻，尚需艰苦努力。天津审判厅开办之初，在交涉案件中遇到很多现实问题。
如天津审判厅呈禀袁世凯：“中外人民因事涉讼，向归交涉案件，由该国领事照会关道，派员审讯。虽出于慎重交涉之意，而揆之司法独立诸国，断无此等办法。开厅之后，以本厅审讯各案，投状较便，结业较速，除关道指交各案外，多有自愿来厅投审者，果能乘机而入，收回治外法权，未始不基于此。惟是言语不通，情多隔阂，虽原、被自带翻译，而以案外之人传达案中之事，错误矛盾固所难免。万一从中捏饰，流弊更多。伏查外洋各国裁判所，皆设有翻译定员，以便遇案指交翻译，法至善也。惟本厅经费无多，似不易骤设专员。况诉讼之事，不限于一国，若必延聘多人，则此项人才，一时亦不易获。卑府等筹商再四，拟嗣后遇有上项案件须用某国翻译，由本厅先日行文洋务局，请其酌派一员，来厅传述言语，似属简便易行。”袁世凯对于酌派翻译表示同意：“改良裁判，事关新政，所需译员甚为紧要。应由洋务局专遴各项译员，呈请核夺，以备委派。”
此后，直隶高审厅主事者李兆珍、戚朝卿、张良暹在《天津审判厅禀查覆整顿审判厅条陈》中，又提出“外人宜优待”的建议：“开厅以后，对于交涉案件事事顺手。此时，益当格外优待，使其心悦诚服。就我范围，久之又久，撤回领事权之基础，莫不肇于此时。”“拟请嗣后改筑新厅时，另设外人待质室一所，凡案内之外人憩于斯；设接待室一所，凡领事派来观审之外人，及路经此地之观审者，憩于斯。开堂时刻，既经定明不可或先或后，以昭信用。至办理交涉案牍，已由天津府添委一等书记官阮令，专办交涉案牍。对于重大案件，兼由卑府良暹等公同商办。惟地方厅案牍纷繁，宜加设二等书记官一员帮同。现充一等书记官柳令，办理民刑案件，方可持久，而免贻误。”
当时，又有在津海关道署设立发审公堂的动议。《申报》1907年4月8日《天津拟设会审公堂》载：“从前，天津各国租界商务未旺，居留人数亦属无多。因此，华洋交涉之案颇少，故向未设立会审公堂。自庚子以后，各国增辟租界，商业日见发达。于是，交涉之案日多。而近日复有东洋工人谋毙华商及英人高林私携炸药两事，均以无会审公堂之故，诸多未便。津海关道梁观察敦彦，特禀准直督，拟照上海租界章程，设立会审公堂。现正组织一切章程。俟拟妥后，即请袁宫保咨会外务部，向各国公使筹议云。”(www.xing528.com)
《大公报》所载较详。1907年4月21日《建发审厅》：“榷署后门，由日前鸠工兴作。闻系添造发审厅一所，以备办公。刻正大兴土木矣。”榷署即津海关道。5月12日《会商关道署设发审公堂事》：“十八日下午，绅学商界在商务总会大开会议，研究关道署创设发审公堂之利害。佥谓，审判厅系新官制，既有定章，不便再生枝节，转滋流弊。拟不日禀请袁宫保，收回成命。”
天津商务总会为慎重主权、顾全商民起见，对此明确反对，认为“无论中外商民遇有讼案，仍循旧章办理，庶于统制、法权两无妨碍”。
天津商务总会呈袁世凯《请免立发审公堂禀》载：“津郡自华洋互市以来，交涉案件不一而足，例由地方官持平审判，向少偏重，间有外人照约观审，事属偶然，幸无特别公堂，莫由张其袒庇手段。现闻关道署内特设发审公堂专理交涉案件，原为划清权限、慎重邦交，且绎发审意义。权自我操，外人第循观审之常，倘遇商民冤抑，当面分析，尤易关其口，而夺之气。法良意美，似应勿庸过虑。但我中国交涉失计，往往予之以渐，其害流于无穷。上海会审公堂，中西合判，法非不善。流极至今，中西会审乎？抑系西人专审乎？地方裁断，虽准外人观审，特于重要案件偶一行之。若特设发审，凡交涉案件，一一必约观发，由渐而入，由浅而深，能保其不干我裁判权乎？名目略殊，所以予人以袒庇洋商、欺压华民之渐，与会审公堂无甚区别。前车之鉴，可为寒心。”“此次议设会审公堂，不但华官主权外溢，而洋官得遂庇护之心，华民必受倾轧之害。前巡警局内附设谳局，交涉案件多赖保全，商民颂之。现又奉谕设立审判各厅，凡各署一切案件，均归审理。闻有洋人自赴该厅控告，不由领事照会者，方期整齐划一，渐收领事治外法权。若此议实行，不但阻力反生，转与设立审判各厅宗旨不甚符合。”
《大公报》1907年6月2日《权限分明》：“探访局奉宫保谕，改称探访总局。闻札饬一切探访案件，凡有关巡警者送归警局，关交涉者送归榷署，关审判者送归审判厅，以便划清权限。”
6月6日公布袁世凯批示：“上年九月，据津海关道详以洋商控告华商案件，向系由关道饬县讯办，县署事繁未能速结，拟在关署设一发审公堂，令原告照各国通例，缮具禀呈，临时审讯，到案对质，以期简捷，而免拖累。经批准暂行设立。本与上海会审公堂办法适不相同。现天津既设审判厅，专司审判，非从前各案归县署讯办可比。且自该厅开办以来，尚著成效。已据津关道另详批饬，将前议暂设发审公堂即行停止矣。”
天津审判厅开办百日后，华洋诉讼审理效果较为明显。1907年7月，袁世凯上奏《天津府试办审判厅情形折》所载明确：“向例，外国商民控告华人事件，类皆先赴领事衙门投禀，再由领事转交关道，或由关道自行讯断，或发交县署判决。开厅以来，由县署移交暨关道发交，以及洋商径自来厅呈控者，已断结十余起。外人于过堂时，则脱帽致敬，于结案时，则照缴讼费，悉遵该厅定章。亦有不先赴该国领事投禀，而径赴该厅起诉者。实为将来撤回领事裁判权之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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