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治思想的大本营-天津审判文化

尹树鹏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司法制度改革成为重要内容。当时直隶省改为河北省，高等审判厅改为高等法院，仍在天津。北京的为第一分院，大名的为第二分院。天津的这种司法地位，是天津近代法治思想勃发促成的。

人治与法治既是人类政治思想中相互对立的两大体系，也是政治制度模式的基础。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派生出一种人治的助手——礼治。它用对君王忠、对父母孝来固化等级制，用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仁义道德抹杀个人的主体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礼治比人治更能麻痹人民思想，对维护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起了很大作用。

近代中国最先觉悟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已深知中国思想文化的落后，不改革没有出路。一大批洋务运动中培养起来的官僚如李鸿章、袁世凯等，也深感不改革将有亡国之忧。这就使天津最早有了新思想诞生的基础。从清末到民初，天津是中国法治思想诞生、勃发和践行的基地，并成为近代中国最早进行司法改革的城市。(www.xing528.com)

那些知识分子还认识到，一个大国必须先启民智，启民智就要办新学、立法律。中国之前的法律多如牛毛，密如梳篦，大多是惩治人民的，让人格独立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专制文化中的礼治。严复最先翻译了《天演论》，它的原名应译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这本书向中国的思想界说出了进化论就是丛林规则，生物在一起就是生存斗争，强者淘汰弱者。虽然也提出了伦理学，就是道德和规则，但进化论对中国思想界震撼最大。严复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就是他在天津工作的时期。1880年，严复在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90年升为四品衔学堂总办，至此也有了与京津各级官僚交往的资格。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北洋系统的开明官僚和他的学生们。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多篇政论，1897年又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发表几十篇社论，对中国的腐朽政治和反动文化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这些文章的矛头都直指人治和礼治，与北京康梁上书和鼓吹变法相呼应。康梁鼓吹的变法及而后的立宪思想亦受严复影响。离开天津后，严复还翻译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译名为《法意》。这是在中国系统传播法治思想的第一读本。

清末实行司法改革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沈家本，他在天津进行了司法独立的制度建设。以往中国政刑合一，行政官员也是审判官员。1906年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总检察厅留在法部。这一年省级高等审判厅开始筹措，并在1907年在天津正式开展审判工作。袁世凯深知触动政治制度之艰难，他没有支持帝党，落下骂名，但从他以后的作为来看，还是赞成用宪法约束皇帝的权力的，和法治并不相悖。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天津，天津是中国最早有法治思想基础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