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选高中课例与设计，全面解析近焦与远焦

中学生作文要不要反映学校、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要不要触及社会生活中的“焦点”，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作文无疑是语言习得的“训练房”，而语言又是一定的文化载体和表情达意的工具。所谓“表情达意”，就是表达对周边环境的看法和体认，表达对人生、社会，对世态人情等的思考和领悟，归根到底地说，就是要铸造和形成完整和完美的人格。这就决定着我们不能回避一些“焦点”性的事件或问题；相反，也要通过作文的途径将它们纳入学生的“视网”之内和“思维场”之中。

另一方面，现代媒体的多样化和信息传递的便捷性也为此提供了切实的可能。说现代中学生被包围在各种各样的信息中，是毫不为过的；而这些信息其实就是作文最丰富也最有效的“材料源”。一些学生慨叹“三点一线”的生活使自己写作时常“无米下锅”，这与老师没有很好地引导他们“关注正在发生的事”（中央电视台《新闻故事》栏目广告语）不无关系。一位特级教师在高三复习非常紧张的时候仍然坚持每周用半个小时让学生“发布”各种社会新闻，他的这种培养学生对时事敏锐的触角和启发学生“从‘无字句处’读书”（周恩来语）的努力可以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学生作文“贫血症”并促使学生真正成为“社会人”的明智之举。

再从学生的心理趋向看，他们大多“志存高远”，也希望通过作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他们一般不“看好”、不喜欢诸如“妈妈只洗了一只鞋”之类的作文训练；以为这给小学生做还差不多，它表现了命题者对中学生的“稚化”认识。学生有关注社会“热点”的情意倾向，他们愿意在作文中塑造“事事关心”，“铁肩担道义”等的形象，这不正是我们实现作文“近焦”所必备的“情商”吗？

即使从应试的角度，我们也能充分地感受到作文训练“近焦”的必要性。1987年，上海市高考试题是《有感于五十年前的今天》。应该说，这道试题难度不大，学生选择好了一个角度之后也有话可讲，可是阅卷结果却出人意外，有不少学生竟不知道“今天”（1987年7月7日）是“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50周年纪念日，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有的虽然有所知晓，但也只懂一点皮毛，所以无“感”可发，或者有“感”难发。无独有偶，1997年我们南通市中考作文题是《在迎接香港回归的日子里》，学生答卷情况亦不妙，因为他们对此事关心不够，“介入”更少。而在这两次考试之前，都有不少教师预言，绝不会考到“焦点”事件上来，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为此给（要）学生“备料”。从“功利”目的出发，却无“功”可建，无“利”可收，我想，这一教训对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意义是远远超过作文和考试本身的。

言及“近焦”，我们也要反对庸俗化和绝对化的理解——

首先，尽管此前和此中，人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是什么还争论不已，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和非常准确的界定，但对它不是也不应、不能成为政治（教育）的附庸这一点，大家的看法应该说是一致的，人们早已厌倦了无端地把语文课和作文训练当作政治和时事“晴雨表”的作法。(www.xing528.com)

作文不是政治“宣传品”。其次，作文也不是能够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歌诗”是文学的，这“文章”也不等同于我们所理解的狭义上的“文章”（实用文体），它也是文学。文学所能承载和实现的直指“焦点”。批判社会，祛邪扶正等重任和功能恐怕不是一般作文所能胜任的；何况，文学除了教育功用之外，还有审美、怡情等等功用，有了对作文这种“返朴归真”的认识，我们就不再一味强调作文对社会重大（中心）事件的“仰视”和“攀附”，我们也就会以容纳甚至欣赏的态度去面对学生的那些抒写“小我”所见所闻所感的平实文字。

再说，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道德冶炼、人格铸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多种教育因素和教育力量的参与与共建。其中政治课以及学校组织的专门德育活动理所当然地起着最为主要和关键的作用。我们说，不去涉及时事，不能激起学生对“国事、天下事”之热情的政治课不是好的政治课；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不把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摆到首位，不能在这两个层面上使学生有所长进的作文课是背本趋末的，自然也不是好的作文课——易言之，一篇好的学生作文可以是“远焦”的，是没有多少“教育意义”的，却不能没有得体的语言、合理的结构和清通的思维脉络；至少就学生当前来说，是“近焦”还是“远焦”，这必须“服从、服务”于语言表现、思维表达的需要。

到这里，我们已经部分阐述了如何看待和处理“近焦”与“远焦”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地说：

学生的阅历、思想水平的多寡、高下跟作文与社会“焦点”之间的距离这两者应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一般而言，高年级的学生习作要跟自己生活的“圈子”远些，与社会“焦点”却要近些；反之亦然，叫初三学生议论重庆慕江虹桥垮塌案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和让高三学生议论如何杜绝随地吐痰现象，养成文明行为习惯，这些都不尽合时宜。但试着“倒个个儿”，情形就不一样了。

一种现象、一个问题是不是“焦点”，并非一成不变的。笔者曾请学生作文思考“追星热”冷却的意义，许多同学从“星”本身的价值，从社会发展对人审美需求、审美素质的无形刺激和促进，从中学生的心理嬗变等一些角度综合论述，写出了较有见地、值得一读的好文章，可见，只要具备“发现者”的犀利眼光，又善于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远焦”的事情也可以接近焦点”，成为“焦点”。

“人贵直，文贵曲”，教师命题也要尽力避免直奔“焦点”，尽量追求含蓄蕴藉的效果。文革前的高考几乎每年都直接切入“焦点”，如1958年的《当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的时候》，1965年的《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都未免太过直露；而90年代以来高考大题没有径涉“焦点”的，但大多又给考生留有足够的空间去联系“焦点”事件或话题。如1990年题可联系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中“主流和支流”的问题，1992年题可联系个人在不太纯净的社会环境中应怎样立身行事的问题。题不在彼而意（取材与立意）可及于彼，这是我们应该致力达到的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