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们隐居的动机多种多样:“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诟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与阳明同时代的都穆在《听雨纪谈》一文中根据隐居处所、动机和方式为隐居做如下分类:“昔之人谓有天隐、有地隐、有人隐、有名隐;又有所谓充隐、通隐、仕隐,其说各异。天隐者,无往而不适,如严子陵之类是也;地隐者,避地而隐,如伯夷太公之类是也;人隐者,踪迹混俗,不异众人,如东方朔之类是也;名隐者,不求名而隐,如刘遗民之类是也。他如晋皇甫希之人称充隐,梁何点人称通隐,唐唐畅为江西从事,不亲公务,人称仕隐。然予观白乐天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则隐又有三者之不同矣。”但究其根本,隐士的根本特征还在于对世俗名利的超脱,隐士境界的高低也应该以此项标准衡量。
王阳明三十岁时即有出家为道的念头,可惜被九华山道士蔡蓬头一语点破软肋:“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阳明在五十岁前多次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是因为他终究还有名利心。对此,王阳明并不讳言,晚年他曾对弟子谈起:“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在阳明看来,“乡愿”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心里想着名利而嘴上不言名利。“狂者”虽有狂傲之心,但表里如一真实不虚伪,只要去掉这份狂傲,即为圣人。常人与圣人的区别不在学识,不在身份,而是两者内心有所区别:“圣人的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如果我们按照隐士境界对这四者加以排序,从低到高大概是这样:乡愿-常人-狂者-圣人。
1522年阳明父亲王华过世,阳明留绍兴守丁忧。1525年,阳明妻子诸氏离世。这是阳明入仕以来隐居时间最长的一次。他这一时期所写的许多隐逸诗都达到了他所说的“圣人”境界。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朝廷不但没有及时封赏王阳明,还在罗列罪名构陷他。门人弟子为阳明抱不平,阳明写了一首《啾啾吟》宽慰大家:“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竿驱虎如驱牛。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徙啾啾!”在这首诗中,阳明抱持的基本观点还是儒家的“用之即行,舍之即藏”,但他的坦荡胸襟让人钦佩,他对卑鄙手段的不屑令对手胆寒。圣人征服对手靠的不是计谋而是道德。
明世宗朱厚熜登基后,朝廷掀起大议礼活动。在这次君臣议礼活动中,对皇帝一边有利的恰恰是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皇帝多次下诏书让阳明入朝“议礼”以助己威,谁都明白这是加官晋爵的良机,可阳明对此置若罔闻,写下一首《碧霞池夜坐》表明他对“议礼”的不屑态度:“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是啊,参与议礼的双方争议的焦点全在个人的颜面与私利,无论哪方获胜,他们的议礼对于朝廷、民生有何益处?借着这样的议礼加官晋爵,非阳明所愿。空谈淡泊名利,人人都会,可在利益纷争面前像阳明这样“触之不动”者能有几人?此时的阳明确乎已经超越“狂者”而进入“圣人”境界了。(www.xing528.com)
渔樵与耕读,依然会成为阳明隐逸诗的主题,但隐居方式、处所的选择较之前有了分别。“归去休来归去休,千貂不换一羊裘。青山待我长为主,白发从他自满头。种果移花新事业,茂林修竹旧风流。多情最爱沧州伴,日日相呼理钓舟。”(《归兴二首·其二》)此时的阳明不会执意到洞中炼丹,也不必找名山大川构筑别墅。回到自己的家乡,与邻居们一样种些花果蔬菜,一起驾船垂钓。这样的隐居方式更加平易自然。
揭良知之后,阳明对于自己的学说更加充满自信,对于传学的热情愈加高涨,在他看来,“沂水春风”是教学最高的境界,“孔颜之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月夜二首·其二》)“夕阳飞鸟静,群壑风泉哀。悠悠观化意,点也可与偕。”(《暮归同宿云门僧舍》)阳明晚年笃信良知学说,又秉持“万物一体”的世界观。不管为官施政,还是率兵打仗,他对百姓的同情与关爱都让人动容。
阳明为董沄写的《从吾道人记》很能代表阳明晚年的隐逸思想:“世之人从其名之好也,而竞以相高;从其利之好也,而贪以相取;从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诈以相欺;亦皆自以为从吾所好矣。而岂知吾之所谓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谓真吾者,良知之谓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笃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笃敬焉,斯恶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恶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从私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恶之矣,将心劳日拙而忧苦终身,是之谓物之役。”先树立儒家的道德标准,让自己的内心变得纯净无私,而后从吾良知之所好,则无往而非圣。圣隐既不避世,亦不避人,他们不汲汲于名利,可心里无时无刻不记挂着民众苦难。阳明晚年多次率兵出征,其目的不在个人建功立业,而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死伤换来百姓生活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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