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成一部好的史书,史德是底线,史实是根本,史识是关键,史笔是保障。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国人对于史实和史德的兴趣远不如对于史笔的兴趣浓。《史记》在众多史书中胜出的关键在于出彩的文笔和超越时代的历史认识,而在史实和史德方面,《史记》亦能做到尽善尽美。
新中国成立之后,顶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一名头,任谁敢批评一句《史记》和司马迁都可能被唾沫给淹死。但如果读完《伯夷列传》,我还只是一味夸赞,那可能反而会亵渎我对司马迁的崇敬。
司马迁一向就是个不安分的写手,每篇人物传记之后他总要来上一段貌似高明的“太史公曰”,这就已经够出格的了。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玩得更为过火,全文除了摘引《韩诗外传》中一小段有关伯夷叔齐的记叙外,70%以上的文字都在议论。在写这篇文章时,他似乎忘了自己是位史官,而把自己当成了一位情意四溢的诗人。他借伯夷叔齐这两位传说中的贤人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爽:他怀疑“天道”,痛恨“天道”之不公。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是为了践行自己的道德理想,与“道”何干?司马迁不过是借这个由头来为自己鸣不平罢了。
他反对以暴制暴。西周代商是时代的进步,是百姓的造化,如果武王不起兵,百姓还得在商纣的淫威下受苦受难几十年。这一简单的道理司马迁不会不清楚。他标榜伯夷叔齐,不过是想让人们认识到汉刘天下也是以暴制暴的结果,而汉武帝三番五次向匈奴发兵也是另一种以暴制暴。
他讥讽攀龙附凤,一人得道,仙及鸡犬。伯夷叔齐靠着庄周、吕不韦得以留芳千古,颜渊靠着孔子也被人们称为圣贤,这些人难道真的是司马迁所要讥讽的吗?绝不是,他不过是借着他们而骂刘姓的王子王孙而已。(www.xing528.com)
著史需要客观和冷静,而司马迁则是无比热情与偏执。由于自身受辱及祖先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对于汉王朝可以说是恨之入骨。这份嫉恨当然不能在《高祖本纪》这样引人注目的篇目中明露,而只能借《伯夷列传》这样看似与汉王朝无关的篇目来抒发。从这一点看,司马迁的史德算不上高尚。
清代梁玉绳曾专门考证《伯夷列传》中的史实,最后列举了十条证据证明“《伯夷列传》所载俱非”。可见,《史记》中的史实也很不可靠。
司马迁让我们觉得可爱,是他的那份率真,而正是这份率真让《史记》的史学价值有所降低。国人读《史记》只呼过瘾而不为中国纪实作品的命运担忧,反而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来搪塞,这是中国纪实作品一直不能兴盛的真正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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