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阅读力提升：人物形象与主题

除却极少几篇现代派小说，绝大多数小说作品都会把人物形象的塑造当成作者着笔的重心所在，《故乡》与《社戏》也是如此。

数十年来，鲁迅在《故乡》中所提到的“辛苦辗转”“辛苦麻木”“辛苦恣睢”这三个词语一直是人们解读这篇小说人物形象的重要注脚。笔者认为，在解读本文人物形象时如果能结合文末那段有关“路”的议论则会更加准确。在内心深处，作者是把故乡当作祖国来写的，杨二嫂、闰土和“我”所走的路代表着以往人们对于中国道路的寻求，而宏儿和水生则象征着中国未来的出路所在。杨二嫂一直生活在利益世界中，年轻时她靠着美貌给家族生意带来利益回报。年老色衰之后，她变得愈加精明、愈加尖利了，她恭维“我”放了道台，只是为了攫取母亲的一副手套；她揭发闰土往灰堆里藏碗，顺便拿走了狗气杀。当“我”的故乡被这类人物充斥之时，故乡的可恶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于“辛苦麻木”的闰土，鲁迅给予了无限的同情。这同情一方面是物质上，“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另一方面则是精神上的理解与同情。鲁迅写杨二嫂时笔调是尖酸刻薄的，而写闰土时，笔调则变得沉重温暖。但作者不会认同闰土对于种种压迫的一味承受，正如他不会认可杨二嫂沉浸于利益世界的狂欢。“我”不满利益与等级世界的压迫，走上抗争与出离之路，可也只落了个“辛苦辗转”而已。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文章未曾正面着笔的两个小孩——水生和宏儿才是作者的理想所在。我们知道，鲁迅一向相信孩子的创造力，一向相信进化论。他对于水生和宏儿的期望绝不止“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作者期望他们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利益争夺、没有等级压迫、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对于心中的那个美好世界，作者不用笔墨去触碰它，唯有留白能给读者以最广阔的想象。

就人物形象设计而言，《社戏》真不愧为《故乡》的姊妹篇，《故乡》中的人物留白在《社戏》中得以正面展开。我不赞同双喜和阿发是少年闰土翻版的说法，而认为双喜和阿发是水生和宏儿在未来世界的化身。因此，《社戏》不是一篇沉湎过去的怀旧之作，它是一篇憧憬未来的幻象之旅。去赵庄看戏这一核心事件可能不是鲁迅的回忆，而是鲁迅的虚构。正因如此，《社戏》只能收入《呐喊》，而不能放进《朝花夕拾》。双喜能力出众，鬼点子多，又勇于承担责任，形象较少年闰土更加鲜明。当双喜让阿发裁判究竟该偷谁家的罗汉豆时，阿发在仔细比较之后做出公正的判决：“偷我家的。”仅此一个细节，人物的淳朴无私一下子就得到了确立。在平桥村，不仅小孩纯净、自然，就连六一公公这样的老汉也染上了一层仙气。“我们”偷吃了六一公公家的罗汉豆，他非但不责骂我们，反而显出感激的神情。六一公公夸“我”能“中状元”和杨二嫂说我“放道台”一样不得体，但前者显得天真无邪，而后者则粗俗可鄙。

“我”看着赵庄的戏台宛若仙境，作者笔下的平桥村又何尝不是仙境。如果说在写作《故乡》时鲁迅还没有为水生和宏儿安排好出路的话，到了《社戏》中鲁迅终于为他们二人做出了选择：水生和宏儿将来就应该生活在这样远离社会纷争、没有利益争夺、没有等级压迫、没有宗法礼制束缚的平桥村。如有可能，鲁迅不止会让水生和宏儿移居平桥村，他也希望他笔下的祥林嫂、单四嫂子，乃至孔乙己、陈士成都移居平桥村。(www.xing528.com)

与双喜、阿发等人物形象相比，《社戏》中的“我”显得有些黯淡，但要读懂《社戏》，关键还在“我”。少年的“我”对看戏充满好奇，而中年的“我”则将剧院视若牢狱，这只是“我”的表面变化。细读文章，我们会发现，少年的“我”与阿发、双喜他们是融为一体的。文章后半部分的“我”和“我们”基本同义，大家振作精神笑着看的时候，“我”就认为实在是最好的一折；“我”担心老旦坐下来唱，双喜他们就破口骂。这时“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少爷身份，说“其实我们这白蓬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篷的船在一处”。而中年的“我”则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了。文章先是说“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而后又将范围扩展为“我省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作者对于中年的“我”的不满要远胜于对环境的不满。正因如此，“我”对于平桥村这样的世外桃源的渴求要远胜于现实社会。《社戏》是一篇描绘作者旧梦的幻境小说。

在《呐喊》无边的灰暗中，《故乡》漏入了一滴光点，而《社戏》则将它放大成了一个光圈。它们让我们读到了鲁迅对于绝望的抗争，它们让我们读到了鲁迅对于希望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