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社戏》都运用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模式：“我”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又是小说中的人物。在《故乡》一文中，“我”这一角色经历了两次转变：中年的“我”—少年的“我”—中年的“我”。而《社戏》一文中也同样活跃着中年的“我”和少年的“我”。与鲁迅《孔乙己》《祝福》等其他第一人称小说所不同的是，在这两篇小说中，“我”不再是线索人物，“我”的功能也不满足于见证诸事发生、推动叙述前行。在这里，“我”成了主角之一。钱理群先生认为《故乡》里面有两个故事：闰土的故事与“我”的故事，两者相互渗透、影响，构成了美妙的“复调”。《社戏》则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我”：在少年时期，“我”哭着闹着要去看戏，而中年以后，“我”视戏院如牢狱，总想着逃离它。《社戏》中的双喜、阿发等人也可谓生动传神，可依小说而言，他们都还只是陪衬性人物。
两篇小说做这样的人物设计，主要还是为了叙事抒情的方便。《孔乙己》《祝福》这类小说的关注点在于人物命运处境，叙述力求简洁克制，很少有旁逸斜出的抒情和议论，“我”作为线索人物正合乎这一要求。《故乡》借“故乡”的变化来写自己对于“祖国”的感受与期望，“少年闰土”喻指中国的过去，“中年闰土”象征着中国的现在，水生和宏儿则指代中国的未来。“我”如果还只是小说中的线索人物，则议论抒情难以展开。《故乡》一文的叙事是舒缓悠长的。小说开篇，作者并不急于进入现实见闻的描写。“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仅此一句，小说舒缓悠长的叙述基调便已确立。一直到小说结尾，“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流水声”，小说舒缓悠长的叙述基调依然如故。
《社戏》一文写看戏，其意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通过戏这面镜子来写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来折射自己内心世界的某一侧面。小说写前两次看戏，笔调类似于杂文，将夸张、讽刺用到了极致。“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这是鲁迅在杂文中常用的漫画式描写。“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而叫天却还没有来”，这种反复手法在鲁迅杂文中也很常见。与《故乡》相仿，《社戏》一文也不急于进入主要事件的描述，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篇文章没有什么“主要事件”。与《故乡》全文始终保持同一语调风格相比，《社戏》一文前后两个部分的语言风格可谓迥异。文章写前两次看戏冷峻、辛辣，而写少年看戏则深情、优美。文章前半部分在功能上作为后半部分的陪衬，不仅思想内容上如此，语言外壳也是如此。(www.xing528.com)
有评论家指出，《故乡》创造了“逃离—回归—逃离”的乡土文学叙事模式。如果我们对《社戏》展开叙事模式分析，会发现，只要将“故乡”替换成“看戏”，这一叙事模式照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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