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南帆在《文学理论(新读本）》中指出：“每一文类都拥有其特殊标志，被赋予了某种足以使其相对独立的性质；这些标志试图指示出某一种文类独一无二的身份，以便让它的家庭成员共享一种相似性。”就外观而言，诗歌因为分行书写而容易辨识；就内在元素而言，诗歌的特殊标志是凝练别致的语言。从屈原到海子，从荷马到聂鲁达，每一位优秀的诗人都将改进语言表达视作毕生追求：字词的选择、语句的锤炼、韵律的把握、节奏的划分、修辞的运用、表达技巧的呈现……
中国曾经是诗歌创作与欣赏的泱泱大国，国人在诗歌消费方面历来阔绰无比。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便已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的喧闹声中接受了诗歌启蒙教育。幼儿园里能背诵几十首诗词的小朋友比比皆是。到了小学、初中，则更有百余首的必背诗篇等着他们。《诗经》的流传已逾两千年，中国的诗教氛围让只有大学者方能引几句莎士比亚的欧美诸强羡煞。
但是，作为一门技艺，我们要掌握读诗的方法并不容易。为引弟子入门，顾随先生说读诗是件极简单的事，只要抓住了音、字、义这三个基本点就无大碍。周啸天在《诗词赏析七讲》中则列举了诗歌欣赏的七个关键词：识字，知人，论世，诗法，会意，吟诵，比较。而叶嘉莹老师讲诗歌时，反复强调的只有两个字——感发。不管你是在读《诗经》《楚辞》，读唐诗宋词，还是在读现代诗，你都要结合自己的学识、阅历来读，你要从诗歌中读出自己对于生命的独特理解。
相比前几位诗评家，纳博科夫对读者提出的要求就太过苛刻了。他说，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时，为充分领略其中的妙处，不只用心灵，也不全是用脑，而是用脊椎去读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其中真谛，同时切实体验到这种领悟带给你的兴奋和激动。需要用脊椎去阅读的文学作品，首推诗歌。
基于诗歌是语言艺术这样的一个特点，我认为鉴赏诗歌还应从语言这一环节入手。正如陈仲义教授所言：“诗歌语言研究的复杂性在于诗的一切活动都建立在语言这一基础上，诗的任何探究都要从语言那里开始；语言和其他诗歌元素永远处于纠缠不清、无法剥离的关系。”只有准确把握了一首诗的语言的收敛性、多义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特征，我们才能说自己读懂了这首诗。
读者在读诗时，总会受到视野和个性的影响，从而产生有趣的误读。现代人吟诵《静夜思》，如果没有专家提醒，谁会去考证“床前明月光”里的“床”到底是不是睡觉用的床。严谨于科学而言是值得提倡的，可用太过严谨的态度来读诗则要闹笑话。宋代科学家沈括读到杜甫的《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认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以“径七尺”来对“二千尺”，比例失调，于是指责道：“无乃太细长乎？”明代学者杨慎读杜牧的《江南春》后提出：“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其见解同沈括一样失之迂腐。
我总认为诗歌要比人坚强许多，人受了一点委屈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跟自己作对，而诗歌被误读了成百上千年都不会出来打个喷嚏。两千多年过去了，有谁真正读懂过《离骚》；一千多年过去了，又有谁能说出《锦瑟》到底想表达什么。只要不是在考场上答题，误读一首诗歌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此，对于一首诗歌而言，只要你诵读的时候感受到了它的美感，这就够了。我们没必要每拿到一首诗歌就去详尽地分析诗歌的主题、情感、创作手法、语言等。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提高诗歌鉴赏和写作水平的唯一途径还是多读好诗，绝不能满足于课本上提供的那些典范之作，而要读整本诗集。
如果你的目标是提升中国古典诗词鉴赏能力，最好的作品莫过于《唐诗鉴赏辞典》和《宋词鉴赏辞典》。唐诗宋词当然得朗读，最好是抄下来先背熟，自己揣摩一番，再去看鉴赏部分的内容。《唐诗鉴赏辞典》依时序排列，共选录初唐到晚唐的诗歌一千余首，如果按每天抄读五首的速度，一年之内能读完全书。这本书对诗歌的赏读有相对稳定的模式，一般是先介绍作者，再对全诗进行逐句赏读，而后总体点评，有时也援引各家的评点或抓住诗眼句进行更详细的阐发。这样的书读完一本，我们对于中国古诗的鉴赏就差不多可以做到轻车熟路了。
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一位诗人的诗作，你当然不会满足于只从诗词选集中读几首妇孺皆知的名诗，这时你会去买个人专集来细细品味。依我对学生阅读的了解，陶渊明、杜甫、苏东坡、李清照、纳兰性德这几位诗人的个人专集最受欢迎，诗仙李白的受欢迎程度可能还要略低于上述五位诗人，也许是大家都清楚李白的诗歌不好模仿的缘故。以中学生的鉴赏水平而言，我不大推崇太过专深的校评版、集评本，反而更加信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这套丛书融诗人小传、作品选编、作品赏读于一炉，选诗不多，但评点专业，而且可读性都很强。对于李白、杜甫这样的大牌，丛书编排专集《李白诗选评》《杜甫诗选评》；王维、孟浩然、刘禹锡、白居易的诗就只能被安排出合集；而像韩愈、柳宗元这样诗文俱擅的大家，则出《韩愈诗文选评》《柳宗元诗文选评》。对于非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很务实的。一般来说，读完某位诗人的选评集，我们对这位诗人的经历、作品、风格都会有大体的了解。
中外诗歌有其相通的地方，都以情思感发为内核，而以语言陌生化为外包装。跨语言诗歌翻译有两大难关，一是原诗歌中有模糊语义的部分很难找到准确对应的词语来表达，二是诗歌中原语种的音乐性经翻译之后会丢失。对于该如何用中文更为忠实地翻译外国诗歌，戴望舒、冯至、穆旦、北岛等诗人做出了卓绝的努力。读英文诗歌时，有一种读法特别能提升汉语鉴赏与表达水平。那就是先找到英文原诗，自己尝试翻译出来，再去找几个不同诗歌的翻译版本，比较各个版本的差异。对于母语，我们要充满自信，正如北岛所言：“中文是一种天生的诗歌语言，它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特别适合诗歌翻译。”
因此，读外国诗歌时，我们要特别重视译本的选择。一个好的译本就像牧羊人，带领我们进入牧场；而一个差的译本就像狼，在背后驱赶，使我们深陷丛林。译本的好坏，难以一概而言。我们翻开诗集中间的某一首，看看自己读不读得下去就知道译本的好坏了。王小波总爱说是穆旦和王道乾这两位翻译家教会了自己写作，我觉得所言不虚。
鉴赏唐诗宋词时常用的知人论世、起承转合等技巧是不能套用到对外国诗歌的鉴赏上的。外国诗歌也会有体系、模式、形式、格律、押韵等方面的规定，其理论体系较中文诗歌还要严密。我们去读西方诗歌，要特别注意去探索诗歌中被创造出来的想象力。诗歌是想象文学的桂冠，它带有预言的性质。不同国别的诗人都会借助意象去展现其想象力，只有抓牢了诗歌中最别具一格的意象，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和理解诗歌的想象力。伟大的诗人在长期的诗歌创作中会形成具有标识功能的意象群。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把普希金和雪莱的多首诗作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同样歌咏海洋或自由，两位诗人所选用的意象组合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是外部地理环境造成的差异，也是诗人观察世界的角度选择与内心的情感回应的差异。
在艺术手法方面，与中国诗歌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西方诗歌隐喻和反讽手法普遍而又重要。在当代西方理论界，“隐喻”被解释成“跨领域映射”，它涉及人类感情、思想和行为的表达方式，以及彼此在不同但相关领域间的转换生成。与我们熟悉的“比喻”一词不同，“隐喻”不单单强调事物间的相似性，它产生于“主旨”与“载体”的张力、互动而非“相似”。“反讽”一词源于希腊喜剧，原指“佯呆”，作为修辞格，它指内涵与字面意义不同甚至相反的话语。“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对假象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知，其关键在怀疑而不是否定。后来，新批评学派扩大了“反讽”一词的域界，布鲁克斯说：“反讽，是承受语境的压力，因此它存在于任何时期的诗中，甚至简单的抒情诗里。”下面这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充满了隐喻和反讽：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呢?(www.xing528.com)
你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
狂风把五月的花蕾摇撼，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它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凋残或不销毁。
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凋歇，
你的美艳亦不会遭到损失，
死神也力所不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存，并赐予你生命。
从胡适发表《尝试集》开始，中国现代诗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可它至今尚未确立获得广泛认可的美学规范。中国现代诗歌从西方诗歌身上获得的基因要比继承老祖宗的血统更多一些，因此现代诗歌的解读大多可以借鉴西方文艺理论。没有翻译的阻碍，读中国现代诗歌总体上而言要比读西方诗歌更亲切，误读的成分也会少许多。百年新诗，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个时期，群星璀璨的五四时期和朦胧诗横空出世的八十年代。中国现代诗出现了既与世界文学同步，又具有自身环境特点的文学意象，这些意象较为真切地反映了中国现当代的生活与情思。蒙太奇、隐喻、反讽等手法的综合运用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享受。中国现代诗歌在语言陌生化和情思个性化方面走得很远。语言陌生化层出不穷，一方面是语言生命力旺盛、创造性强的表现，另一方面却也让许多读者觉得光怪陆离，因此唾弃新诗。中国古代诗歌中思乡恋家、怀才不遇之类的情思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而中国新诗在情思方面往往更加复杂而且更具个性化，在引发共鸣方面可能反而不如古诗。从总体上看，鄙视新诗的读者往往对新诗缺少必要的同情和理解。也可以说，新诗不那么受欢迎不是因为新诗写得太烂，而是因为它没有建立相对统一的美学范式，读者也就不知道该如何去赏读新诗。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曾经有过这样消极的论调：“诗歌可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写诗不是。不可能人人都写诗。诗是很贵族的，不是平民的，不是谁都能写的。”其实，诗人不需要对没人读新诗负责，评论家和教师却需要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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