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讽刺艺术解读

《阿Q正传》这部小说，鲁迅是应孙伏园之约，为当时《晨报副镌》的《开心话》栏目而写的。那时孙伏园负责这个专栏，顾名思义，这个栏目主要登载一些讽刺性的轻松活泼的作品，“切‘开心话’这题目”。鲁迅因此之限，加上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现实，故在《阿Q正传》的写作中，运用了高超的讽刺艺术，用幽默的语言借机讽刺一些反动、复古文人，并通过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来批判现实社会中某些人的阴暗面，从而来揭露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1.对封建复古者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的无情挖苦

《阿Q正传》一开头，就显露出战斗性的讽刺艺术的锋芒。鲁迅将手中犀利的笔，如匕首一般，刺向封建御用文人，刺向这些文人所赖以生存的思想武器——孔孟之道。在第一章《序》中，作者引出了孔老夫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格言”，然后，再用幽默的笔调加以嘲弄。作者故意在“正名”上大做文章，列举了各种传记的名称，说明对阿Q都不适用。因为过去的传记都是替统治阶级树碑唱赞歌的，要替劳动人民尤其是像阿Q这样的“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作传，这是很为那些正统的人所不齿的，这就势必要冲破孔夫子的陈规。接着，鲁迅又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复古主义者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当时，新文化的倡导者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废除方块汉字，改用拼音文字。这遭到了封建复古者们的强烈反对。“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2]。对白话文极尽诬蔑之能事。他们还攻击主张汉字拼音化的人是“提倡洋字”，这样做是使“国粹沦亡”。鲁迅是新文化的主导者，针对林纾等封建复古者的这种论调，他非常幽默地引用林纾的话加以嘲弄，说自己的小说“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并且偏偏用“洋字”来给小说的主人公命名，这些都是鲁迅对封建复古主义者们的无情反击。

在第一章中，鲁迅还对胡适进行了辛辣讽刺。当时胡适大肆散布实用主义哲学，引诱青年进研究室钻故纸堆，他说自己是一个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人。他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大搞其《红楼梦》和《水浒传》的繁琐考证。鲁迅幽默地要胡适的门人来考证阿Q的姓名和籍贯，“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

2.对反动统治者进行漫画式的辛辣讽刺

《阿Q正传》塑造了许多的反面人物形象，其中赵太爷与假洋鬼子是最有典型性的。赵太爷是未庄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依靠赵白眼、赵司晨及地保等人，在未庄称王称霸，横行不法。他贪婪狠毒，千方百计地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血汗。他对阿Q作威作福，最后竟把这个长年受他欺榨的阿Q送上了断头台。

然而，正是这个横行霸道的不法地主，在未庄兴起“革命”以后，却惶惶若丧家之犬，为保全自家性命，一反往常的态度，竟怯怯地称阿Q为“老Q”，甚至是“阿Q哥”，低声下气，丑态百出。这里，鲁迅就是通过漫画式的夸张的讽刺手法，对赵太爷进行了无情鞭挞，从而进一步揭露出这个人物的反动本性。

假洋鬼子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另一类人物的代表。这个人物不但具有赵太爷那样的封建性，同时由于受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在他身上还有一股浓厚的“洋气”，也即是买办性。这种人物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钱府少爷是忠于清廷的，在东洋留学时还留着辫子，目的是回国后就可以做大官。可惜的是他的辫子竟被坏人剪去，当大官的梦想宣告破灭，所以出去不到半年就又回到了未庄。但他装起了假辫子，手上拿着文明棍，而走路的姿势却硬要摆出一副“洋架子”，把腿拉得直直的，说话时动不动就“No”几下，以此向未庄的人炫耀自己是“留过洋”的人，身份、地位、见识等自是与众不同。小说正是通过这种漫画式的讽刺手法，调侃的语气，为读者塑造了这一特定的人物形象。

除此以外，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塑造了一系列的反动人物形象。对于敌人，作者在讽刺与嘲笑中饱含着强烈的愤怒感情，并运用幽默的笔触给以尽情的暴露和无情的鞭挞。再举老把总这个人物作一简析。请看他带兵捉拿阿Q的这一幕：(www.xing528.com)

……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Q抓出来。

这简直是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捉拿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竟然动用了如此多的人马，并且架起机关枪！阿Q在里面呼呼大睡，而把总们却不敢进去。他们平时是多么的凶狠，抓人时却又如此的胆怯！作者高超的讽刺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3.对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的善意讽刺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不同的人物，就是采用了不同的态度，掌握了恰当的分寸。如上所言，鲁迅对赵太爷、假洋鬼子、老把总之类的反动统治者，以强烈鲜明的憎恶的笔调，给予了痛快淋漓的揭露讽刺和无情的鞭挞。而对阿Q这个受剥削受压迫的下层劳动人民，鲁迅则是充满着深刻的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鲁迅对所有“阿Q式”劳动人民的基本态度。

阿Q是未庄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他上无片瓦，只能寄住在土谷祠里；他下无寸土，唯有靠打短工度日。他也十分勤劳能干，“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然而，他也很自私，欺负比他弱小的小尼姑，而自己被人欺负时却常常用“精神上的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把失败当作“优胜”，从精神上进行自我陶醉。他受尽赵太爷等人的欺凌与摧残，最后又稀里糊涂地被杀，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死的原因。

对于这个人物，鲁迅是用幽默讽刺的笔调来写的。但应该明确的是，鲁迅的这种讽刺是善意的，目的在于“暴露国民的弱点”，“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鲁迅虽对阿Q身上的种种缺点进行了讽刺，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但鲁迅决没有把阿Q写成一个滑稽可笑的“二流子”，更没有在小说中流露出一种鄙视的眼光。相反地，在这善意讽刺的背后，却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悲愤的感情。阿Q是个悲剧，他悲惨的一生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里众多劳动人民苦难一生的深刻写照。作者正是通过阿Q这个人物，对这个“铁屋子”一般的黑暗腐朽的社会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和强烈的批判，从中，我们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力。

（本文发表于2001年第8期《起跑线》，江西南昌，刊号：CN36—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