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兄只是一个次要人物，诗中着墨之处甚少，仅仅只有刘兰芝的简短介绍和其自己的几句言辞。我们对刘兄这个人物的形象分析和性格判断，关键的依据就是他对兰芝说的那几句话：
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这几话，讲的就一个意思，刘兄要自己的妹妹允婚再嫁，而嫁的对象是太守这种有权有势，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宦人家。人们凭此而将刘兄定型成“性行暴戾，趋炎附势，见利忘义，尖酸刻薄，冷酷无情……”（《教师教学用书》上云）的“市侩小人”形象。清代沈德潜对其也有如此评价：“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那么，刘兄真是这样“趋炎附势，见利忘义，尖酸刻薄”？真的全无是处？
平心而论，刘兄的确算不上好人，教参的说法也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这种论断太绝对太偏颇太严重了些。应该说，刘兄说的这些话，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还是有一定道理和现实意义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绝对化地评判那个时代的人。
兰芝被休回家，在封建社会中，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事，虽然汉代时这种观念还不是很盛行，但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如果说，焦仲卿能带给兰芝以幸福，兰芝能再回焦家重享美满之生活，刘兄这种逼婚当然是十万个不对。问题是，焦仲卿不能给兰芝幸福，焦母也不会与兰芝和好，这一点已是定论，焦在与兰芝分手时的“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的誓言，也仅仅只是一种口头的安慰与不可实现的虚假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兰芝守着这虚无的爱情，去重续这根本没有幸福可言的痛苦生活，还不如答应人家县令、太守之类人家的求婚，这倒不失为一条新生的路，或许能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再退一步说，兰芝这种被休女子能得到如此厚遇，在那个社会中，不能不说是一次新生的机遇和一种人生的幸运。于情于理，刘兄的做法都有一定的现实积极意义。(www.xing528.com)
再者，从刘家的情况看，其应该是富甲一方的大户地主人家。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自小受到各方面良好的教育，这是有钱人家的活法。她嫁到焦家时带去了很丰厚的嫁妆，这更说明了其家殷实的家底。还有，刘兰芝严妆时华贵的穿着打扮，其在娘家“移我琉璃榻”的不一般的闺房，都充分说明刘家的富有。受汉魏时期“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的影响，当初焦刘两家的结亲也是遵循了这一法则的——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焦家也算一个官宦之家。那么，这次刘家与太守家结亲，也是这种“讲究门第”的正常而自然的普遍做法，后人有什么理由要给刘兄贴个“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标签呢？
由此看来，刘兄的做法应有其现实的合理的一面。文学鉴赏应遵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原则，抛开了那个时代的特定环境去鉴赏人物形象，有时可能会出现偏颇。
（本文第二部分发表于2005年第7期《语文教学之友》，河北廊坊，刊号：CN13—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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