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解读：鲁迅的文艺观

《〈呐喊〉自序》是鲁迅先生写的一篇自序，作者在文中说明了自己创作小说并把小说集命名为《呐喊》的缘由。不仅如此，鲁迅在文中还谈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主要是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应该说，鲁迅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也如他的思想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最终才形成了正确的革命辩证唯物主义文艺观。

众所周知，鲁迅在选择文学之前，是抱着学医救国的心愿的。他之所以学医，是由于他的父亲的久病乃至死亡的刺激引起的。但这刺激所引起的事业的选择，却远远超过了对个人和家庭的考虑，而和社会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了。鲁迅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学医，“是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很显然，鲁迅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国家的富强。由此可以说，鲁迅最初的事业选择，就表现了他爱国爱民的思想。可是，鲁迅为什么很快就放弃了这个选择呢？仍然是因为“刺激”。这就是“看幻灯片事件”。在他学医的课堂上，从教师为了“用去这多余的光阴”而放映的电影画片中，看到了“久违的许多中国人”被杀示众，而“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的同胞，却显出“麻木的神情”，于是鲁迅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应该说，前后两个“刺激”，同样都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然而后者比起前者要来得深刻。两个“刺激”带给他如何才能使国家富强的认识不同，前者是把问题归结为人体的强壮和医学的落后的矛盾，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而后者，却纠正了他这一认识。画片上那些“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体格不是很健全很强壮吗？然而，那麻木的神情，谁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国家富强的希望呢？由此鲁迅认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这时的他认为“当然要推文艺”。为什么是“文艺”而不是其他？这和鲁迅的切身感受有关。那时他在学医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欧洲作家的文学作品，如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斐等，他们的作品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鲁迅，使他感受到了文学作品对他思想的启蒙和行为的影响作用。他在谈到拜伦时说：“就我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见《坟·杂忆》）由己及人，便不能不想到会发生同样的作用。基于此，鲁迅认为文艺可以唤起人们觉醒，是自然的事。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他决定“提倡文艺运动了”。

然而，万事开头难。《新生》的流产使鲁迅“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也感到了“寂寞”和“无端的悲哀”。但他并未灰心，这一时期，鲁迅写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尖锐地揭露了反动派的本质，介绍了许多“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爱国诗人，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以此去激发人们的反抗精神。“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1]可见，鲁迅对于文艺社会功能的认识，已经是相当深刻了。这是经历了种种残酷的现实后，鲁迅对文艺的社会功能的清醒认识。

因此，当钱玄同约鲁迅为《新青年》写稿时，虽然鲁迅对于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精神，唤醒人们起来反抗，表示了怀疑。“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但是，鲁迅终究没有放弃文艺，“我虽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于是鲁迅“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开始用文艺去进行战斗，自觉地为革命“呐喊助威”，使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不惮于前驱”。鲁迅进一步觉得这时的文学“当然须听将令的了”，为此，甚至于有的时候“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可见，此时的鲁迅，已经认识到文学对于革命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了，所以才用手中的笔，与敌人作坚决斗争，为革命摇旗呐喊。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遵命文学”。(www.xing528.com)

至此，鲁迅终于完成对文艺的社会功能的正确、全面、深入的认识。综观全文，这种正确的革命文艺观的形成，正如鲁迅的思想发展一样，经历了许多的失败挫折和内心的苦闷与彷徨，最终在自己的深刻反省中和现实形势的启发下得以逐步形成。从中，我们看出了鲁迅那高尚的品格和伟大的人格。

（本文发表于2003年第11期《起跑线》，江西南昌，刊号：CN36—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