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老师的职责、任务是什么?
韩愈的回答是:传道。韩愈希望老师做的,不是坐在学堂里教授那些“句读”之类的基础知识,而是要“传道受业解惑”。“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韩愈认为读书为文的目的不在“以夸多而斗靡”,而应是“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这样才能“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并坚信能“富于文学也”。可见“学道”才是为文的前提和基础。这与儒家倡导的“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思想是何其一致。因此,韩愈把“传道”列为老师的首要任务,放在最前。所谓“传道”,就是要在儒道失势的今天,宣扬仁、义、道、德之类的儒家思想,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材,从而达到韩愈心目中的为儒家“正统”之目的。这一点可以参看他的《原道》一文,韩愈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相延不绝的道统传承之脉,肯定了儒家之道的正统地位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巨大作用,坚定不移地表明了要以承继道统为自己一生不二的职责的态度。他之所以这样做,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
唐代统治者奉道教为国教,对佛教也很重视。据《释氏通鉴》载:唐代有寺院约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新唐书·百官志》载:道观有近2000所,道士、女冠近万人。宗教盛行,享受特权,对唐朝的政治、经济等产生了重大的不良影响。尤其在思想上,佛老与儒家正统思想争胜,致使民众思想认识混乱,从而影响了国家、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韩愈攘斥佛老,倡导儒家道统,其现实的“济世”理想不言自明。但韩愈毕竟只是一介文人,他只能通过“古文运动”之类的文学变革(这种文化救国的思想也是有传统基础的,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自觉担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他们都是通过一些文学运动或变革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鲁迅的“文学救国梦”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需要师者的传道。于是,韩愈想到了处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老师。希望通过他们的广泛“传道”,使社会上的人尤其是那些诸如“李氏子蟠”之类的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年轻文学爱好者,能学道、明道、卫道,从而挽救这个在韩愈看来已经是处在摇摇欲坠地步的儒道。(www.xing528.com)
如果说“传道”是实现心中理想的前提,那么“受业”就是达到这一前提的手段。“业”是指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道的达成要建立在学业的基础上。在“受业”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疑问,所以老师还有个具体任务就是“解惑”——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两方面时产生的疑问:“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韩愈正是从这方面阐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指出了某些人在择师学习上的错误:“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那些只学“句读”的学生或者只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的老师,在韩愈看来都是“小学而大遗”,“惑矣”,“吾未见其明也”。韩愈认为,作为“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这三项工作是“为师”的基本职责与任务,这三者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老师的首要任务,是核心,是目的,是方向;“受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者有主有次、有条有序、不可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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