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道：为师的唯一条件

“古之学者必有师”。什么样的人可以为师？

韩愈心目中判定老师的条件与标准是：闻道。“道”到底是什么呢？韩愈在《原道》中有如下定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可见这个“道”是由“仁”与“义”构成的儒家之道。一个人只有“闻”得“道”——博学、熟习儒家的学说和思想，胸有“六艺经传”，才是圣贤之人，才可为人师。对此，我们可以再看看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的一段话：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

韩愈认为，文章不必写得太难，关键在于写得正确——让言辞符合文章的内容思想。因此他要刘正夫“师古圣贤人”，因为只有古圣贤人的文章才符合韩愈的要求，并进一步劝说他要学习圣贤文章的“意”，这个“意”，即是韩愈内心所崇尚的儒家之道。韩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道合一”等观点，强调“文”是来“载道”“明道”用的，所以“学文”的关键不在于“师其辞”，而在于“师其意”。因此，韩愈这里说的“古圣贤人”，就是那些饱读儒家经书的儒生。韩愈对这些人是很尊敬和崇拜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在昌黎先生心中，只要这个人“闻道”比自己“先”，不管他的年龄大小、地位高低、身份尊卑都可以做老师，都应该虚心向他从师学习，他就是我们的老师。因此，老师没有地位尊卑之分，没有年纪大小之别，只有熟习儒家之道的多少、先后之异——“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之所以要尊“儒生”为师，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www.xing528.com)

一是源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华夏文化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儒学本身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治国安民的治世之宝。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儒学一直占着统治的地位，尊儒学儒也成为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汉书·儒林传》云：“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代治经学必有师承，各以家法教授，教、学的主要内容便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六艺之文”。这是“王教之典籍”，是先圣拿来“明天道，正人伦”之用的，是“致至治之成法”。因此，上至朝廷的科举考试，下到民间的学校教育，无不上行下效，成为封建社会的一种普遍而传统的文化现象。所以，韩愈以是否“闻道”作为可否为师的条件与标准，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而已。

二是源于自己为儒家正统之目的。众所周知，韩愈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韩愈多次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可见“道”在昌黎先生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韩愈恰恰生不逢时，生活在尊佛老而贬儒道的唐代，出于自己欲重新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以巩固王权之目的，韩愈的许多文学理论主张，都把“明道”放在首位，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韩愈认为“道”是写作的目的和内容，“文”是写作的手段和形式，文“本志乎于古道”。强调要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他倡导人们要“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就是为了使学儒成为一代之风，从而重振儒道雄风，恢复儒道在统治者心中的正统地位。而这必须要依靠“闻道”的老师才能达成。

另外，孔夫子以“不耻下问”的亲身作为，践行了自己“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也”的学习观、从师观。孔圣人的这种尊贤、好师的学习理念，使得千百年后的韩愈也心向往之并摹仿着实践之，尤其是身处那种“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儒学衰微的时代，更促成了韩愈为改变不良文风而欲进行文学变革的社会责任感。但韩愈对“师者”的判定条件和标准与孔子的不同，韩愈更具进步性。如果说，孔夫子心中的“师”是指平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学校老师”，那么，韩愈心中“师”则不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童子之师，而是指那些学儒懂儒的儒生。“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在韩愈看来，是基本知识的欠缺，可以由“童子之师”解决（在以后的教学中，学生也可以自己解决）；而对于“道”的认识和掌握，是一般的老师解决不了的。因此，这种老师必须“好古文”，并且是“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如此方能“闻道”，才可“传道受业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