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奴隶管理到现代企业管理

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始皇命大将蒙恬“役四十万众”建造6 700公里的万里长城。

三千多年前（公元前17世纪）中国的商代，国王已经统辖、指挥几十万军队作战，管理上百万分工不同的奴隶进行生产劳动。朝廷中的管理机构已相当复杂，设有百官辅佐国王进行统治，百官大体分为政务官、宗教官、事务官三类。

到了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朝，中央设有“三公”、“六卿”、“五官”。“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是国家的总管。“六卿”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分管朝廷中的政务、宗族谱系、起草文书、编写史书、策命大夫、祭祀、卜筮等职务。“五官”即司徒（司土）、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分别掌管土地、军赋、工程、群臣爵禄、刑罚。这些战略的运用等思想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

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业、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周朝还制定了许多管理国家的典章制度，提出了“明德慎罚”的管理思想。为了适应诸侯王国之间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设立了驿站制度，在中央到全国主要都城的大道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备良马固车，专门负责传递官府文书、接待往来官吏和运送货物等，形成全国性的信息网络。信息传递的速度可以达到平均每天五百里，这可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管理信息系统。在土地资源的管理方面实行了著名的“井田制”，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中国的国家经济宏观管理思想（《管子》）、战略和权变管理思想（《孙子兵法》）、人治礼治法治的行政管理思想（《论语》）、无为而治的自然管理思想（《老子》）以及古代大型工程诸如万里长城、都江堰、郑国渠、京杭大运河、阿房宫、圆明园，以及数不胜数的佛窟、寺庙、宫殿、园林、石桥，其高超的建造技术和高超的管理思想至今莫不为世界各民族叹为观止。沧海桑田，尘埃落定，包括顶尖级建造大师在内，人们仍津津乐道推想揣测这些工程当年是怎样运筹管理和设计修造的。

尤其是，我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所阐述的“为将之道”、“用兵之道”、“用人之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以及在各种错综复杂环境中为了取胜所采用的各种战略和策略，堪称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些关于战争中的节制和谨慎、速度、灵活性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

（一）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或“常”。这里用的是后者，即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受客观规律检验。他辩证地写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1）重人心向背；（2）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理国家，成就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管理”一词，是个组合词。理，可解释为：理解、理清、理顺，道理、法理、事理；管可拆析竹字和官字。竹，中国古代在纸张未发明之前，所有文字是刻在竹简上的，引申开来，就是法典、规章、制度；官，引申开来，指的是干部。大到国事小到工商，欲国泰民安、长治久安，难道不就是靠好的社会制度和政通人和的吏治吗？

（三）人和

人和中的“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任人唯贤，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唐太宗是个贤明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曾救下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并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嫌，照样重用。唐太宗平时就能从谏如流，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高效能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四）守信

治国要守信，企业经营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www.xing528.com)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可再者，有国者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也需要守信。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及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者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州另有一商人，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而任之”，“虽不衿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由此可见，守信是进财之道。

（五）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中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近代也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孙中山实业报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六）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是说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这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的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这些都说明不可不顾主观条件地“妄行”、“强行”。“妄行则群卒困，强行则锐士挫”。“时空”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治国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诫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七）对策

《史记》中说：“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三国时期，诸葛亮隆中对策，精辟分析当时的形势，向刘备提出建立根据地联吴抗曹的战略主张。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韩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井陉之战，都是运用战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八）节俭

我国在理财和治生方面，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

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荀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荀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当地的表率，受到人们的赞颂。（《史记·货殖列传》）

（九）法制

我国的法制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变成一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韩非在论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己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是指人人都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无论是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都散见于历史的典籍，东方的管理思想在史前时期，可能还要完整一些，有些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

作为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科学——管理学已经不再是游弋于其他学科之外，而是有了自己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知识构架。当然，它仍需要与时俱进，在社会生产实践不断孕育出新的成果，不断结晶和升华新的理论，唯此，它才能臻善臻美，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