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主义：唯一可行的道路 | 文化哲学

欧洲哲学的优点在于，它已经要求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它的弱点则在于，在还没有弄清楚这种论证困难的情况下，却以为自己已经在不断地论证它了。因此，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以深刻的思想追求真实的、富有价值的世界观，并结束在无世界观之中得过且过的状况。

就像一匹被套上挽具并且失足了的马，我们的时代也陷于无意义之中。依靠外在的措施和新型的组织，当今的时代试图解决其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但是，就像只有当人们为它卸下挽具、扶它起来，马才能够重新起步一样；只有当我们的时代被告知，它的得救并不在于措施，而是在于新的信念，我们的世界才可能重新起步。

只有当真实的、富有价值的世界观吸引了个人时，新的信念才可能产生。

唯一富有价值的世界观是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对它进行革新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能够证明它为真实的吗？

几百年来，在致力于阐明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并沉醉于不断破灭了的幻想的许多思想家的努力之中，与此相关的问题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现在我们就能够考虑，为什么这条或那条似乎很有前景的道路至今仍然一事无成，并且只能一事无成。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受到提醒，避免走上不通的道路，并且被推上了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迄今为止的最一般结果是，对于世界所作的乐观主义—伦理解释的各种尝试，人们想要由此论证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都不可行。使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一致谐调，这显得多么地合乎逻辑和自然而然啊！这样，从世界的本质和意义出发解释自己生存的道路，就诱人地开启了。由于这条道路十分自然地通向了前峰，人们就以为它一定能够抵达认识的顶峰。但遗憾的是，在某个悬崖前，它却成了断头路。人类生命的意义必然地能够在世界的意义之中得到解释，这种考虑在思想中是如此地不言而喻，以至于在此类尝试已经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思想本身仍然不为所动。思想只是认为，问题在于方法不对。由此，思想受到了认识论的怂恿，为了更好地了结世界，它贬低了世界的实在性。例如，在康德那里，在思辨哲学中，以及在某些方面甚至影响到当代的“唯灵论的”通俗哲学中，思想仍然希望：通过任何一种方式的认识论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的结合，可以达到这一目标。为此，学院派的教科书哲学竭力反对这类无偏见的思想，即要在没有受到由康德用激情和圣灵进行洗礼的情况下达到世界观的思想。但这种哲学的做法实际上是自负。在乐观主义和伦理的意义上解释世界，精巧的尝试绝不会比天真的尝试有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思想要把它作为认识而发布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对世界的没有根据的解释而已。

由于担心自己会束手无策地面对生命问题，思想就绝望地拒绝这种对事实的承认。如果我们必须放弃对世界意义的认识，那么，还能赋予人的存在以什么意义呢？但是，在此思想只能去适应事实。

在世界的意义中把握生命的意义，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这么说的根据首先在于，在世界过程之中，根本看不到个人和人类的行为所能够注入的合目的性。自从并不漫长的时间以来，人类生存在无数星球之中的一颗小行星上面。但是，人类究竟能够生存多久呢？地球气温的任何升降、星球轴线的晃动、海平面的上升、大气成分的变化，这一切都可能结束人类的生存。或者也有可能，像一些别的星球一样，地球本身也沦为某种宇宙灾难的牺牲品。我们并不知道，对于地球来说，我们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够那么自以为是，要赋予无限的宇宙一种以我们为目标的、通过我们的生存才得以解释的意义！

正是宇宙和人类之间的这种巨大的不对称性，使我们不可能把人类目的逻辑地注入到宇宙之中。此外，不可能发现世界过程的普遍合目的性，这也使我们放弃了此类尝试。在世界之中，我们所发现的关于合目的性的一切，始终只是孤立的合目的性。

在产生和保存特定种类的生命方面，自然活动的方式总是令人赞叹地合目的性的。但是，自然似乎绝不会想到，要在一种整体目的性之中，把这种只涉及个别目的的合目的性统一起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自然既是创造性的力量，又是毫无意义的毁灭性的力量。我们无可奈何地面对着这种力量。毫无意义之中的富有意义，富有意义之中的毫无意义：这就是宇宙的本质。

欧洲思想试图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但是，欧洲思想只能这么做做而已，并且也无益于自己。事实已经悄悄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作为教条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时，我们却已经不再具有应该由此产生的伦理的肯定世界和生命。尽管没有承认，但束手无策和悲观主义已经支配了我们。

这样，我们就只能承认，我们对于世界毫无理解，而是处于显而易见的奥秘之中。我们的认识也成了怀疑论的。(www.xing528.com)

按照思想至今结合世界观和生命观的方式，我们也就陷入了一种怀疑论的生命观。但是，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生命观被世界观拖着走，并且停不下来，而是被世界观拖向深渊吗？因此，紧迫的在于，砍断缆绳，让生命观独立地继续自己的航行。

这种做法的出现，并不如同看起来的那样，是不期而然的。毋宁说，事实恰恰相反。当人们似乎在从世界观之中获得生命观时，实际上是在按照生命观来形成世界观。人们作为关于对世界的认识而发表的东西，只是基于生命观对世界的解释而已。

由于欧洲思想的生命观是乐观主义—伦理的，人们也就违背了事实，认为世界观也应该是乐观主义—伦理的。这样，在未经认识同意的情况下，意志就强制了认识。生命观提示，世界观背诵。因此，说生命观出自世界观，实际上是一种虚构。

例如，在康德那里，迄今为止还是简单的认识强制在方法论上被推进了。他的关于“实践理性公设”的理论，无非就是意志自以为可以在世界观的最终陈述中一锤定音而已。康德只是知道如此机智地进行设置：意志并没有把其至上性强加于认识，而是从认识那里得到了它，然后以一种精致的议会制的形式使用这种至上性。康德这么做的时候，好像是受到了理论理性的召唤，把思想必然真理的现实性赋予自在可能的真理。

费希特也是如此。他让意志把自己的世界观直接告知认识，而不考虑使用外交辞令。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在自然科学之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它绝不再提出这样的要求：世界观必须以在科学上确定了的事实为准。传统世界观富有价值的信念应该有效，即使它与对于世界的认识并不一致。1872年，杜布瓦·雷德蒙（1818—1896）发表了《论自然认识的界限》的报告。此后，对于特定的自然科学而言，认为自身在世界观问题上无能为力，就开始并不被看作是一件坏事了。逐步地，一些关于双重真理的现代理论形成了。1907年，由自然科学界建立的“开普勒学社”就表达了这一运动的观点。“开普勒学社”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认为，世界观的富有价值的陈述，即使以教会—权威的形式表达出来，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通过“价值判断”有效的理论，这种关于双重真理的新学说成为一种哲学观念。基于这种理论，在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之外，阿尔布雷希特·里切尔（1822—1889）及其追随者试图坚持宗教世界观的有效性。几乎整个宗教性，就其试图保持思想而言，都找到了这条出路。后来，在威廉·詹姆士（1842—1910）的实用主义之中，以半天真、半嘲讽的方式，意志承认自己是世界观认识的来源。

这样，世界观的富有价值的信念来自为富有价值的信念所决定的意志，作为一种事实，自康德以来，以极为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欧洲思想之中。由于对世界的不再天真地，而是半有意识和狡猾地进行的解释，真诚的信念动摇了。这种状况，在我们时代的精神气质中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那么，为什么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持续着，而认识又是如何由于卑鄙的秘密警察而服从意志的呢？显然，由此产生的世界观必然是贫困的。让我们使意志和认识的关系变得正常吧！

迄今为止，在人们所称的世界观之中，有两种东西交织在一起：关于世界的观念和生命观。只要人们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世界观和生命观之间相互和谐并且相互补充，那么对于这种交织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但是，在歧异已经不再能够被掩盖的现在，广泛的、有机地包括生命观在内的世界观概念就必须被放弃。我们不可以再天真地认为，还能够从世界观之中获得生命观。我们也不可以继续悄悄地设法把生命观提升为世界观。我们正站在一个思想的转折点上。一种排除过去的天真和狡猾的批判行动已经是必要的了。对于世界观和生命观，我们必须让它们有各自的自由，直至实现双方之间的正常交锋。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由于生命观而超越了构成我们的世界观的认识。因为，生命观出于存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之中的，不能通过对世界的认识而被证明的信念。

传统意义的世界观是一种统一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对于这种世界观的放弃，是我们思想的痛苦体验。由此，我们进入了二元性，这是一种我们时刻都不由自主地反对着的二元性。但是，我们必须顺应事实。在出现于世界的多种多样的生命意志之中，我们的生命意志并不能够再次发现富有价值的信念。对于这种难以理解的事实，我们的生命意志没有不安。虽然，出于在世界中被察觉的认识，我们要形成生命观。但是，我们注定要依靠我们出于内在必然性的思想的信念过活。

在过去的理性主义中，理性论证世界。在近来的理性主义中，理性认为自己的任务则是，思考和澄清我们心中的生命意志。这样，我们就回归了基本的哲学思维。基本的哲学思维重新探讨世界观和生命观问题，探讨它们是如何直接地作用于人的，并且试图论证我们心中的富有价值的理念，保持它们的活力。在以自身为基础的、与世界观进行着正常交锋的生命观之中，我们要重新发现伦理的肯定世界和生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