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与世界观在《文化哲学》中揭示

在康德已经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时代，另外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思想，即一位已经逝世了一百多年的思想家——巴鲁赫·斯宾诺莎⁽¹⁾（1632—1677）——的思想，也开始探寻世界观。《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于1781年。而在1785年，雅各比给摩西·孟德尔松写了一封题为《论斯宾诺莎的学说》的信。这封信使人们再次关注斯宾诺莎，这位人们至今只是对他进行攻击，但从未试图加以理解的哲学家。

斯宾诺莎要从现实的自然哲学之中获得伦理学。但是，他没有尝试乐观主义—伦理地解释宇宙，或者以任何一种认识论的观点对待宇宙；而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接受了如其所是的宇宙。因此，斯宾诺莎的哲学是基本的哲学。当然，他并不能够基本地阐述其哲学。由于受到笛卡儿的提问和表达方式的影响，斯宾诺莎让关于宇宙的思考以“几何学的方式”展开在一系列公理、定义、定理和证明之中。从而，在其哲学思考中出现的是一种壮观的、但冻结为冰原的自然哲学。

斯宾诺莎把自己的主要著作称为《伦理学》。由于他在生前不敢发表这部著作，所以此书是在其逝世之后才出版的。在《伦理学》中，自然哲学几乎像伦理学一样地得到了详尽的探讨，从而这个书名就显得有些模糊。斯宾诺莎认为，读者只有在摆脱了关于宇宙思想中的一切天真性之后，才能够走近伦理学。但是，由于伦理学被分散在各个被证明了的定义之中，因此这部著作的论述效果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其基于自然哲学论证伦理学的尝试之中，斯宾诺莎的步骤如下。他说：所有存在的东西，都在无限的存在之中。对于这个无限的存在，人们既可以称它为神，也可以称它为自然。对于我们来说，它体现为两种存在方式：作为思想（精神）和作为肉体（物质）。在这种神的自然之中，包括人的行为在内的一切，都是由必然性决定的。这就是说，只有发生，没有行为。人的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行动，而仅仅是日益明确地理解其与宇宙的关系。只有当他不仅仅以自然的方式成为宇宙的一部分，而是自觉、自愿地奉献给宇宙、精神地投入于宇宙之中时，人才是幸福的。

从而，斯宾诺莎要求对生命的更高体验。与斯多葛主义者、印度和中国的思想家一起，他也是一元论的、泛神论的自然哲学家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像他们一样，斯宾诺莎也仅仅把神理解为自然的整体，并且只承认以这种方式在自身中实现统一的神的概念。基于伦理世界观的旨趣，让神同时作为一个处于宇宙之外的伦理人格的尝试，在他看来是违背思想的。这种尝试的目的只是：借助于一种被承认或未被承认的二元论，形成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的根据。以其天真的—宗教的弯路，这种尝试追求的目标，正是对宇宙的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伦理的解释，以直接的但也是天真的方式所试图达到的目标。

斯多葛主义、印度和中国哲学的一元论思想的悲剧性结局是，这些自身一致的自然哲学达到的只是顺从命运，而不是伦理。现在，斯宾诺莎能够避免这种厄运吗？

像老子、庄子、列子和所有中国思想家一样，斯宾诺莎也代表了一种乐观主义的一元论；尽管他并不知道，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和时代，他已经有了这么伟大的先驱。⁽²⁾斯宾诺莎的顺从命运具有肯定世界和生命的特性。不同于印度人，他没有把无限的存在理解为一些没有性质的东西，而是把它理解为富有内容的生命。因此，对于斯宾诺莎来说，人应该追求的完善，不是像印度人所认为的那样，无非就是对死亡的预先认识，而是一种在深刻的思想中得到定向的生命的展开。由此可见，从斯宾诺莎那里，就像从庄子那里一样，表达出了一种高雅的、利己主义的肯定世界和生命。

从而，不想自我欺骗的人的追求，不是任何一种富有价值的行动，而仅仅是保存自己的存在，并且以最完善的方式体验自己的存在。他为别人所做的好事，从来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是始终为了自己。

由此，斯宾诺莎就放弃了近代受到基督教影响的伦理学的成就，即把利他主义看作伦理本质的成就。他封闭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中：所有伦理归根结底都指向我们自己的，即使在指向最高的精神利益时，也是如此。为了思想必然地思考，斯宾诺莎自愿地回到了古代伦理学所处其中的禁锢。

当然，如果斯宾诺莎能够不受约束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像庄子一样地驳斥爱和义务的道德。但是，由于当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学家，以及几乎整个哲学都在反对他，因此斯宾诺莎必须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经意地向人们传播思想的、深刻的利己主义的生命观。

像神、宇宙存在的整体一样，自觉的人也不是按照目的，而是出于内在的必然性而行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生命的完美体验的组成部分。德性就是最高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最高的自我保存发生于理性成为最高冲动的地方，以及对认识和无激情的追求支配了人，并且使他获得了自由的地方。这就是说，人仅仅由自身和以内在的方式被决定。通常的人则不同，他们就像在海浪之中颠簸的船只一样，受外在的原因支配，以各种方式与世沉浮，而对其灾祸和厄运则一无所知。从而，伦理就是：与在肉体的现象形式之中体验生命相比，我们更多地在思想的现象形式之中体验自己的生命。

基于深刻和开明的利己主义，并且纯粹出于精神的冲动，人的行为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是宽宏大度的。对于所遭遇的仇恨、嘲讽和蔑视，他尽可能地回应以宽宏和爱。因为他知道，仇恨始终引起不快。人不惜代价地试图在自己的周围营造和平的氛围。

人从不狡猾地，而总是正直地行事。

人没必要有同情感。因为，人生活在理性的引导之下，他为自己带来的好处，都是出于思考，并不需要经由从不快到宽宏的经验的激发。他避免了同情。人始终明白，发生的一切，都出于神的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规律。就像他在世界之中没发现有什么值得仇恨、嘲讽和蔑视的东西一样，他也没发现有什么能够引起同情的东西。人追求的东西，应该是德性和快乐。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适当的范围内做了好事，那么他的灵魂就能够得到安宁，而可以把人和世界交付给命运。人没有必要超过自己有效行为的可能性而参与到人和世界之中。

实现更高地肯定生命的智者是强有力的。他有控制自己、人和人际关系的力量。这样听起来，斯宾诺莎的思想多么地接近老子、庄子和列子啊！

斯宾诺莎按照他的伦理学生活。在清贫的独立之中，他度过了由于肺结核而过早地失去了生命的一生。斯宾诺莎没有接受海德堡大学给他的哲学教师聘书。他严厉地对待自己。当然，由于其对人类友谊持冷静和宽宏的态度，这就使他的顺从命运有了幸福的色彩。尽管遭受了迫害，但斯宾诺莎并没有愤世嫉俗。

虽然，斯宾诺莎致力于纯粹自然哲学地思考，但不同于他的一些中国先驱，只研究两种自然的东西：自然和个人，他还是保持了对组织化的社会的兴趣。人从“自然的”状态进入了“公民的”状态是一种进步。对于斯宾诺莎来说，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如果按照共同的契约确定个人的权利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同类一起生活，那么人就会自由。因此，国家必须有权颁布关于生活方式的普遍规定，并通过惩罚使人们尊重法律。

但是，对共同体的现实奉献，在斯宾诺莎看来则是不合适的。按照他的观点，完善的人类共同体应该这样形成：个人按照理性生活。与其同时代人霍布斯有别，斯宾诺莎不是向当局，而是向其成员的信念期待社会的进步。国家应该教育公民能够真正地运用自由，而不是让其卑躬屈膝。国家绝不能够扭曲公民的真实信念，因此必须容忍所有宗教。(www.xing528.com)

这样，斯宾诺莎就在很大的程度上迎合了时代精神；但是，他不能够向时代精神作出如下的承诺：可以在世界之中实现客观、富有意义和伦理的目的。

远远超前于当时的人们，斯宾诺莎形成了关于伦理的宇宙概念。他认识到，基于自身一致的思想立场，所有的伦理行为都只能是个人对宇宙关系的表达。当然，在伦理以这种方式宇宙论化的地方，伦理本身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理解作为对宇宙影响的个人对宇宙的关系？一种真正的行动伦理能否被提出，或者伦理只能被限制在把顺从命运解释为伦理的范围之内，就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这是一块会给所有现实的自然哲学带来危险的暗礁。而且，即使一个思想家认为，自己可以侥幸地避开它而不触礁；但他最终还是会被暗流推向礁石，逃避不了其先驱的厄运。像老子、庄子、印度人和斯多葛主义者，以及先前所有自身一致的自然哲学思想家一样，斯宾诺莎也不能够做到伦理所要求的东西：把人对宇宙的关系不仅理解为精神的关系，而且同时也把它理解为对宇宙的富有意义的行动奉献。因此，反对这个孤独的思想家的人直觉地意识到，随着这种新型的、独特的自然哲学而出现的东西，对于世界观的乐观主义和伦理都是危险的。因此，在17、 18世纪，为了抑制斯宾诺莎的哲学，大家都一致行动起来。

当时，人们最为担忧的是乐观主义。1755年，摧毁里斯本的可怕地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世界究竟是否有一个智慧和善意的造物主在管理？伏尔泰、康德和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对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的人承认了自己没有了宗教信念，有的人则在为乐观主义寻找新的出路。

人们很少可以向现实的自然哲学期待乐观主义和伦理。这一点不仅在斯宾诺莎那里如此，而且也表现在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³⁾（1646—1716）那里。在其《辨神论》一书中，他试图使自己胜任乐观主义。与斯宾诺莎相比，莱布尼茨的有利条件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他的自然哲学更有活力和更有适应能力。而且，为了从现实之中获得乐观主义的信念，莱布尼茨还发挥了所有论证技艺的作用。但是，除了费力地提出“现实存在的世界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之中最好的世界”的命题之外，莱布尼茨并不能够带来更多的东西。

此外，由于不具有伦理的、指向世界的行动动能，莱布尼茨救出的乐观主义东西，对于世界观也没有用处。在他自身一致的地方，就像在斯宾诺莎那里一样，莱布尼茨也受到自然哲学的束缚。斯宾诺莎决定论的自然哲学对于伦理学所包含的一切困难，同样也存在于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之中。当然，由于没有把思维（精神）和广延（物质）的统一置于绝对者之中，而是让它在无数最小的、宇宙在其总和中构成的个体（单子）之中，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就比斯宾诺莎的自然哲学更好地适应了多样化的现实。因此在许多方面，他都开了现代的、以细胞理论为基础的自然哲学的先河。但是，莱布尼茨毕竟仍然受到笛卡儿提问方式的束缚。他没有让思维和广延在其中统一的个体处于一种富有活力的关系之中，而是对其存在作出了限制：它们是观念的力量。它们的本质在于，每个单子都独立于其他单子，或者模糊地、或者清晰地意识到宇宙。

在斯宾诺莎那里，还有一种达到伦理的可能性，即对于人对绝对者的神秘关系，可以进行一种伦理解释的尝试。但是，由于不承认这种抽象的绝对者作为宇宙的整体，莱布尼茨就关闭了这条路径。因此，他从未在哲学上探讨伦理，绝不是偶然的。在莱布尼茨的自然哲学之中，人们不可能发现伦理学。

但是，莱布尼茨并不承认这一结果。他也不去探讨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是把关于伦理的传统论述放在其哲学之中，把善定义为对上帝和人的爱。

由于更多地探讨了生动的现实，因此在自然哲学之中，莱布尼茨比斯宾诺莎伟大。然而，在为了真实的世界观的努力之中，莱布尼茨却远远落后于斯宾诺莎。因为与他相比，斯宾诺莎更为基本地理解和处理了作为世界观的中心问题的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之间的论争。

如果能够保持自身一致的话，那么像让世界同样出于永恒个体多样性的印度数论派哲学一样，莱布尼茨也许会达到无神论。但是，为了救出令人满意的世界观，他没有这么去做，而是把一种有神论的上帝概念置于其自然哲学之中。通过让它发出乐观主义、伦理和有神论的声音，莱布尼茨使18世纪能够接受自己的自然哲学。由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把莱布尼茨的哲学通俗化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它也能够有助于论证德国的理性主义。

但是，通过这种对自然哲学的最好背叛，莱布尼茨就不可避免地唤醒了当时的自然哲学思想，即无意识地为使斯宾诺莎影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探讨现实的自然哲学，对于时代精神来说，这一做法是危险和不确定的。为此，莱布尼茨尽其所能地防备它。但是，由于康德和斯宾诺莎最终共同地使建立在现实世界旁边、舒适地安置起来的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发生了动摇，探讨自然哲学的做法必须加以改变，并且必须尝试基于对世界本质的直接思考，理解乐观主义和伦理的方法。这样，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思辨的德国哲学毛遂自荐地出场了。

(1)　《神学政治论》（1670年匿名出版）。《伦理学，用几何学方法加以证明》（1677，逝世后匿名出版）。德文版由约翰·洛伦茨·施密特于1744年译出。《政治论》（1677，逝世后匿名出版）。《斯宾诺莎全集》的第一版出版于1802—1803年。

(2)　老子（生于约公元前604年）的《道德真经》。庄子（公元前4世纪）的《南华真经》。列子（公元前4世纪）的《冲虚真经》。

(3)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关于实体的本性和实体的交互作用的新体系》（1695）。《人类理智新论》（1704）。《单子论》（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