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理性主义时代的文化奠基

由于有了支持18世纪进步信仰的比较成熟的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那个时代的人们就能够思考文化的理想，并把它变成现实。当然，在他们说明这一事实时，却没有提及：合乎理性地论证伦理的尝试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成果。基于应该在乐观主义—伦理的意义上理性地把握世界的信念，他们忽略了所有内在的伦理问题。进步信仰和伦理在近代的进程中共同缔结的联盟，得到了世界观的确认。现在它们一起努力，合乎理性的理想应该被实现。

从而，尽管其本身没有得到真正的论证，乐观主义和伦理还是在18世纪的世界观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作为没有被征服的游兵散勇，怀疑论和唯物论仍然在要塞周围游荡。但是，开始它们并不危险。怀疑论和唯物论通常也接受了大部分进步信仰和伦理的热情。例如，伏尔泰就是一个典型的怀疑论者，但他处于当时的乐观主义和伦理思想的强大影响之下。

就其基本要素而言，理性主义世界观与孔子和晚期斯多葛学派的乐观主义—伦理一元论相符。但它所具有的热情远远超过孔子和晚期斯多葛学派。当然，理性主义世界观所处的时代条件也要好得多。这样，它就成了一种大众的、基本的力量。

基于一种来自信仰的、但被当作认识的世界观，18世纪的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思考和实现文化理想，开辟了人类文化史上的最伟大时代。

对于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毫不畏惧，是这种趋向行动的进步信仰精神的典型特征。这种精神气质认为，现有的一切都是不完善的，必须让完善的东西来取而代之。18世纪完全是非历史的。无论在好的还是在坏的方面，它都使自己摆脱了同以往的关系，并认为由于自己确立了更伦理和更合理性的东西，从而也就更有价值。基于这种信念，18世纪只觉得自己有创造力，而不能理解过去的天才创造。哥特式的建筑、古老的绘画、巴赫的音乐和先前的诗歌，在18世纪人们的眼里，只是产生于趣味尚不成熟时代的艺术。他们认为，合乎理性规则的创作，将唤来一种新的、在任何方面都超过以往的艺术。怀着这种自信，诸如柏林的策尔特这样一般的音乐家改编了巴赫大合唱的总谱。同样以这种自信，小有名气的蹩脚诗人改写了古老的、令人赞叹的德语赞美诗，并用仿作代替了诗篇中的原作。

他们这种把自己所获得的创造力天真地、无限制地扩展到艺术领域的做法，是一个经常被后人笑话的错误。当然，这种嘲笑并不能给18世纪的人们带来多大的伤害。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于奠定文化的基础而言，要比其在艺术创作中的成就重要得多。在理性的观念构造领域中，他们的创造性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空前绝后的。当时开始做的各种事情，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感到害怕。18世纪的人们在各个领域推进着自己的工作，令人惊叹。

他们也敢于去碰宗教。18世纪的人们认为，陷于不同教派冲突之中的宗教违背了理性的思想。他们说，对于在历史中形成和传承下来的信仰，不能赋予其绝对的权威，而只应赋予其相对的权威。通过不同阐述表达出来的信仰，只是对所有人同样自明的理性伦理宗教的多少不完善的表达而已。从而，关键在于要追求理性的宗教；而在教派中，它只让符合自己的东西有效。

教会也许在防备这种精神。但是，教会不可能长期对付得了这种强烈的时代信念。由于新教本来就接近这种信念，因此它首先发生了转变。从人文主义、斯文格利（1484—1531）、从意大利人赖留斯（1525—1562）和叟塞讷（1539—1604）开始，新教就蕴涵了理性主义的运动。⁽¹⁾现在，这种过去被压制的运动自由了。

与新教相比，天主教则表明自己更有抵抗能力。基于其历史，它不去适应时代精神。天主教强大的组织被用于抵御时代精神。当然，天主教也必须从时代精神中吸取许多东西，并且还得勉强同意：它的理论，就其得到了充分阐明而言，可以作为理性宗教的象征表达。

当功利主义伦理学主要成为英国精神的产物时，整个欧洲都参与了理性宗教的论证。赫尔伯特（1583—1648）、托兰德（1670—1722）、柯林斯（1676—1729）、丁达尔（1655—1733）、休谟（1711—1776）、培尔（1647—1706）、卢梭（1712—1778）、伏尔泰（1694—1778）、狄德罗（1713—1784）、雷马鲁斯（1694—1768）、莱布尼茨（1646—1716）、沃尔夫（1679—1754）、莱辛（1729—1781）、孟德尔松（1729—1786），以及其他人，甚至所有人，无论其是否接近教会，或者在对教会的批判中走得多远，他们都在为启蒙了的人类虔诚应该居住的大厦添砖加瓦。⁽²⁾德国人对于宗教的历史研究，其中包括泽姆勒（1725—1791）、米夏埃利斯（1717—1791）和埃内斯蒂（1707—1781）的学术成果，也有利于划清宗教中的永恒真理和暂时信念之间的界限。

理性宗教的信仰自白就是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当然它再次以基督教的形式，即在保持了基督教一神论和灵魂不朽的信仰的形式中表达出来。一个全智全能的造物主创造了世界，并以合理的方式维系着这一世界。人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在自己心中和理性中发现了道德律。道德律的使命是引导个人和人类趋向完善，实现上帝在世界中的最高目标。每个人都具有不可毁灭的灵魂，把自己的伦理升华视作最高的幸福，并在死后进入一种纯粹的、精神的存在。⁽³⁾

过去，这种对上帝、德性和不朽的信仰最纯粹地出现在耶稣的学说中。现在，人们承认这些要素也存在于所有高级的宗教中。

如果说，18世纪形成了一种如此普遍和自信的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那么，这是由于当时的人们能够扬弃基督教中否定世界和生命的因素，并且把它解释成为一种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18世纪认为，耶稣是一个先前始终未被理解，直到现在才为人们真正把握的理性宗教的启示者。人们激动地阅读着赖因哈德（1753—1812）和芬图里尼（1768—1849）⁽⁴⁾关于耶稣生平的理性主义著作！他们把耶稣讴歌成一个为启蒙运动和造福人民而斗争的先驱。当然，由于在福音书中，伦理传道的内容占了主导地位，而在此作为前提的晚期犹太教悲观主义世界观则仅仅被提及，这也就使赖因哈德等人比较容易地重新勾画耶稣的历史形象。

作为教派差别融合的直接后果，从1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宗教宽容。而在不久之前，信仰不同者还在遭受迫害。例如，最后一次严重的教派迫害发生在萨尔茨堡。1731年至1732年，萨尔茨堡大主教菲尔米安驱逐了福音教徒。

18世纪中叶，被视作宗教宽容的敌人的耶稣会受到了审查。1773年，在教皇克雷门斯十四世的主持下，这一审查导致了耶稣会的解散。⁽⁵⁾

就像反对不宽容一样，理性宗教也反对迷信。1704年，哈勒的哲学家和法学家托马修斯（1655—1728）发表了反对女巫审判的论纲。⁽⁶⁾大约在18世纪中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法庭开始拒绝处理巫术犯罪的案件。对女巫的最后一次死刑判决发生在瑞士的格拉鲁斯，时为1782年。

而对于所有那些确实可能是迷信的东西表示厌恶，在18世纪末期，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公正合理的行为。

在消除宗教偏见的同时，18世纪的进步意志也以同样的方式消除着民族的偏见。它认为，不是各个民族，而是整个人类才是理想应该指向的伟大目标。有教养的人习惯于，在国家中不太过分地把民族有机体仅仅看作一个法律和经济组织。尽管各个政府相互之间还在进行着战争，但是在各民族的信念中，各民族都是兄弟的思想已经得到了承认。

进步意志在法律领域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格劳秀斯的理念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在18世纪人们的信念中，理性法高于所有传统法。只有这种理性法才可以具有持续的权威。法律应该以此为准。基础性的、被普遍遵循的法律应被从人类本性中推论出来。维护这种法律，并由此保障每个人的人类尊严和不可侵犯、不可丧失的自由，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北美合众国和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实际上只是肯定了那些在时代信念中已经得到了承认的东西而已。

普鲁士是废除刑讯的第一个国家。1740年，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一项内阁命令宣布了这一决定。在法国，部分刑讯一直持续到革命的爆发，……甚至以后。例如，在1795年至1799年法国革命政府的五人执政内阁时期，在对王室阴谋策划者的审讯中还使用了拇指夹。⁽⁷⁾

随着反对无法无天和非人道的法律的斗争，为法律理性化而进行的努力也不断地取得成就。边沁提高了其反对容许暴利的法律，反对无意义的关卡和非人道的殖民的声音。

理性和道德权威的时代开始了。在那些世代中，官员们具有义务和荣誉观念，并给后代做出了榜样。在没有很大争论的环境中，国家管理实现了深刻的、造福社会的改革。

以一种令人赞叹的方式，实施了使人作为公民的教育。公共福利成为执政者指令和臣民服从的准则。同时，人们还致力于使每个人受到符合其人类尊严和福利的教育。反对无知的斗争开始了。

一种合理的物质生活方式也在开辟着自己的道路。住宅更适合于居住，土地得到了更好的经营。甚至连布道坛也有了类似的改善。让人们一贯地和全面地应用理性的理论，在当时的福音解释中发挥了重大和功德无量的作用，其发生的方式有时甚至使我们感到难以想象。例如，在那个时代，布道者同时也是最善于对草场施肥、灌溉和排水的人。而天花疫苗在一些地区很快地被人们接受，也得归功于布道者所进行的启蒙工作。

促进人类物质和道德进步的秘密会社的出现，是理性主义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1717年，伦敦上流社会的男人们把兄弟会改组为“共济会”。兄弟会最初是中世纪教堂建筑工人和石匠行会成员的联合体，当时处于衰亡状态。在成为共济会之后，它也获得了为塑造新人类而工作的使命。18世纪中叶，共济会扩展到整个欧洲，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大量的诸侯、官员和学者都成为其成员，并由于其鼓舞而从事伟大的改革事业。

1776年在巴伐利亚建立的光明会追求同样的目标。守旧的，还受到耶稣会影响的巴伐利亚政府于1784年镇压了这一会社。光明会在精神上是耶稣会的对立面，但在组织形式上却是参照耶稣会建立起来的。

对于18世纪的人们来说，追求人类的理性和道德完善的秘密会社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力。以至于他们认为，先前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在一系列关于耶稣生平的理性主义描述中，人们就假定死海边的埃森纳派也是这样一个会社。1世纪的犹太作家约瑟夫曾经报道过它的活动。这一教派与埃及和印度的类似兄弟会的组织有联系。据说，耶稣就出于这个会社，在承担弥赛亚的角色时也得到了它的支持。正是在此基础上，耶稣以这种大众化的、神圣的人格权威从事着真正启蒙的活动。在芬图里尼关于耶稣生平的名著中，所有的细节都贯穿着这一假定。来自秘密会社的兄弟们安排了耶稣的奇迹。

秘密会社的进步意志创造了遍布整个欧洲的组织，这种活动为其影响力的扩大做出了重大贡献。(www.xing528.com)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与其所取得的成就相比，理性主义时代的人们本身则显得渺小些。也许，他们具有所有方面的性格。但这种性格缺乏深度，只是热情的产物。当时的人们在时代精神中发现了这种热情，并与许多人一起分享了它。个人接受了出自现成的、给予其支柱和理想的世界观的性格。但就个人自己而言，他只具有鼓舞能力。从而，当时的人们如此明显地雷同于他的时代。所有人都在同一片公共草地上吸取营养。

当然，尽管18世纪人的乐观主义肤浅、道德多愁善感，理性和伦理还是拥有了对于现实的前所未有的力量。直到现在，还没有著作能够正确地从其形成、方式、数量和意义各方面来刻画其成就。只有在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之后，即在18世纪成就中的最宝贵东西重新丧失，而我们又没有再次创造它的力量的情况下，我们才真正理解了这些成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成为现实的主人的程度，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只有一种能够做出类似理性主义成就的世界观才有权利来校正理性主义。18世纪哲学的伟大在于，它的手上有老趼。

伟大的改革事业并不能够被进行到底。起先是由于出现了阻碍改革的外部环境，后来则是由于理性主义世界观本身的内部动摇。基于对理性之光的信赖，进步意志往往低估了传统力量的顽固性，并且在思想准备尚不充分的地方也要实行改革。这种失败的突进反而招致了长期损害改革的倒退。在东南欧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是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改革派君主。他停止刑讯和死刑、废除农奴制、赋予犹太人公民权、进行新的立法、确定新的司法秩序、取消阶级特权、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斗争、保护被压迫者、建立学校和医院、保障新闻自由和自由迁徙、放弃国家垄断、促进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然而，约瑟夫二世却坐在不合适的皇位上。当时，奥地利在精神上还完全处于天主教会的支配之下。在这样一个还没有对此作好准备的国家中，他却不断地命令进行这项改革和那项改革。此外，他的国家属于曾经落入亚洲人之手的欧洲地区，这也是一种值得提及的特别落后的环境。因此，不仅在那些应该放弃特权的等级那里，约瑟夫二世不可能指望他们的牺牲意愿；而且在那些传统的民众那里，他也不可能指望他们的理解。还有，统一地和理性地把君主国家组织起来的追求，使他陷入了与其他国家君主的冲突。出于国民经济考虑而采取的限制修道院数量的措施，以及舆论自由的确立和国家教育的开办，又使他面临着教会的敌意。由于他坐在错误的皇位上，这位高贵的皇帝死于心脏病突发。奥地利的进步意志即使在其力量最强大的时期，由于环境的限制也没有取得什么实绩。因此，基于这个国家由此变得不可解决的问题，基于仍然存在于多瑙河南岸的亚洲区域，欧洲就被注定要陷入最痛苦的深渊。

至于法国，则是不合适的人坐在王位上。改革的理念虽然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酝酿，但改革并没有发生。这是由于，法国的统治者对时代精神一无所知，并且听任国家机器趋向衰败。因此，改革运动就走上了暴力的道路，改革的领导权也脱离了有教养的人们而落入了群氓之手。接着，天才人物拿破仑又从他们手中夺取了领导权。他来自一个当时作为欧洲和非洲之间中转站的海岛。由于缺乏高深的教育，拿破仑也就没有受到18世纪富有价值的信念的充分影响。仅仅出于其个人的强力，拿破仑决定了欧洲的局势，把它抛入了祸害深重的战争。从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灾祸总是由于进步意志的活动而到来。

法国革命就像落在开着鲜花的树上的大雪。当时，到处都平静地和逐步地进行着大有希望的改革。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信念中有了准备。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欧洲人才面临着一种激进的发展。但是，随着这种状况被中断，一个混乱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在此期间，进步意志或多或少地必须停止自己的工作，成为一个吃惊的旁观者。自觉地在所有方面都追求理性和伦理改革的思想的首次冲锋就这样停止了。

由此，进步意志有了一种出乎意外的经历。原先，与进步意志相对的，始终只是一种衰败中的现实。而在法国革命及以后，进步意志则面对着一种具有基本力量的现实。原先，对于进步意志来说，只有理性思想的天才才有意义；而在拿破仑那里，它则必须学会承认个人创造性的天才的权力。

通过其卓越的、但纯粹技术管理的方式，拿破仑把法国重新组织起来，创建了一架新的国家机器。也许，就理性主义动摇了旧的观念，提出了必要的新观念而言，拿破仑的事业也是由这种理性主义作了准备的。然而，尽管其成就使人不得不加以赞叹，但现在成为现实的新的国家，并不是伦理—理性的国家，而只是在技术上功能完善的国家。这就是说，为了种植名贵的花卉，进步意志建立了花园。但人们对待这个花园，就像在耕作一块很快就能够获得好收成的寻常土地一样。由于现实的基本创造性力量以一种如此壮阔的方式肯定自己，时代的更高贵、但非天才的精神就开始不安起来，并且再也不能够从这种不安中完全恢复过来。例如，在耶拿战役之后，看到拿破仑骑马走过的黑格尔曾经写道：他看到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那个时代混乱的精神体验就表现在这句话中。

由此，一种反对时代精神的趋势出现了。理性理想至今无可争辩的权威动摇了。不以理性理想为定向的现实力量赢得了承认。

在进步意志成为发展的吃惊的旁观者的时代，本来似乎已经衰亡的陈旧东西的威望又恢复了。在宗教、艺术和法律等方面，人们开始还很胆怯地用新的眼光看待传统的东西，不再把它看作仅仅是一些应该被取代的东西。人们敢于承认，传统的东西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先前主动出击的现实力量现在到处疲于奔命，反对进步意志的游击战开始了。

面对理性宗教，天主教和新教恢复了自信。历史上形成的法权开始反对理性的法权。在由拿破仑战争形成的激情氛围中，民族主义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它不仅吸引了已经普遍存在着的理性热情，而且还逐步占据了这种热情。现在，不是政府之间、而是民族之间的斗争对于世界公民和人类博爱的理想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民族主义的再一次被激起，欧洲的许多政治问题就变得难以解决。例如，就像奥地利难以组织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一样，俄国的文明开化也变得不可能。从而，欧洲毁于自身中的非欧洲因素的命运被注定了。

在拿破仑时代过去之后，整个欧洲陷于困境之中。高瞻远瞩的改革理念再也没人提出，更谈不上实行。当时，只有短视的应急措施才是合乎时宜的。因此，进步意志也就不可能真正恢复元气。

此外，当时所有独立思想的人物也受到了这种新的现实意识的感染，并由此对于理性主义的片面教条变得敏感了。这种状况，对于进步意志也是致命的。

当然，进步意志还远远没有处于被批判的境地。开始，浪漫主义和现实意识只能对它提出初步的挑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进步意志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边沁一直具有很大的权威。例如，1801年至1825年在位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力排众议，根据边沁的意见，设立了一个由他任命的立法委员会。以至于斯丹尔夫人认为，对于她生活其中的这个致命的时代，后代人也许不会称之为波拿巴时代，而是会称之为边沁时代。⁽⁸⁾

还有，对于理性—道德很快就将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当时最高贵的人们也始终没有动摇。例如，被雅各宾党人列入死刑名单，进行哲学思维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孔多塞（1743—1794），躲藏在巴黎掘墓人街的昏暗斗室中，撰写了他的《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纲要》。⁽⁹⁾在他的隐蔽地点被泄露之后，孔多塞化装逃亡到克拉门特的采石场，但其贵族气质还是由工人们辨认了出来，并被关进监狱中毒而死。孔多塞在这部关于伦理进步的文献中，以对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展望作为结束语。在那个时代中：掌握了权力的理性将赋予每个人以人类尊严的权利，并创造一种从任何角度看都是理性和伦理的社会关系。

孔多塞及其同志显然忽略了一些东西。这就是说，如果对进步意志的威胁仅仅来自外部环境，即新的现实意识和把过去理想化的浪漫主义，那么他们对美好的最终状态的信仰也许能够成立。然而，进步意志受到的威胁远远不止于此。理性主义信念的基础在于：它认为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已经得到了论证。但实际上，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并没有得到论证，而是像孔子和晚期斯多葛主义者一样，建立在对世界简单解释的基础之上。从而，任何比较深刻的思想，即使不是针对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的，或者甚至是要支持它的，最终也必然会瓦解它的信念。例如，康德和斯宾诺莎就成了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的灾难。康德由于试图更深刻地论证伦理的本质，却动摇了理性主义的信念。而17世纪的思想家斯宾诺莎，在其去世一百多年之后，当人们开始研究他的自然哲学时，也使理性主义信念陷于混乱之中。

总之，在世纪之交，在那个威胁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的时代，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意识到了自身中的严重问题。

(1)　叟塞讷主义的自由导向、抵制教义的宗教性的基地主要在波兰、荷兰、匈牙利、英国和北美。它的不同程度的追随者也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和反三一论派。由于宗教理性主义先前已经存在于文学中，因此叟塞讷主义在18世纪的出现就比较容易。

(2)　丁达尔的著作名为：《创世记以来的基督教》（1730）。培尔的名著《历史批判辞典》在1695年以2卷本的形式首次出版。

(3)　理性宗教给人印象最深和最深刻的文献是卢梭的《爱弥儿》（1762）中的信仰自白。在这本书中，卢梭通过乡村布道者萨沃耶之口发表了这一自白。

(4)　赖因哈德：《关于基督教机构提出了何种“为了人类的最好”的计划的研究》（1781， 1798年第4版）。芬图里尼：《拿撒勒伟大先知的自然史》（1800—1802年），参阅阿尔贝特·施韦泽著作中关于耶稣理性主义生平史的摘要。（《耶稣生平研究史》，1906， 1922年第4版。英文版1922年第3版。）

(5)　1759年，耶稣会被逐出葡萄牙；1764年被逐出法国；1767年被逐出西班牙和那不勒斯，1768年被逐出巴马。

(6)　《关于包括女巫审判在内的巫术的恶德》。

(7)　参阅G.勒诺特尔:〈Les Agents royalists sous la Révolution〉.（Revue des Deux Mondes.1922.）

(8)　1825年1月27日，英文杂志《图集》引用了斯丹尔夫人的这一看法。

(9)　《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纲要》。（在作者死后的1795年，由法国国民公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