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宗教思想家：老子（前604）、孔子（前551—前479）、孟子（前372—前289）和庄子（前4世纪），他们试图在一种肯定世界和生命的自然哲学中论证伦理。在此，他们达到了一种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即一种包含着内在文化和外在文化的动力的世界观。
像中国人一样，印度的宗教思想家，例如婆罗门、佛陀（前560—前480）和印度教徒，他们也从关于存在的思想—自然哲学出发。但是，他们并不肯定世界和生命，而是否定世界和生命。他们的世界观是悲观主义—伦理的，从而只包括内在文化的动力，而不包括外在文化的动力。
中国和印度的宗教性只承认一个世界原则，它是一元论和泛神论的。他们的世界观应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认为世界的根源是伦理的？在我们的生命意志对这一根源的奉献中，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伦理的？
在查拉图斯特拉（前6世纪）的宗教中，在犹太教的先知（从前8世纪开始）中，在耶稣和穆罕默德那里，则出现了与一元论—泛神论世界观相对立的二元论世界观。这些宗教思想家不是对出现在宇宙中的存在出发，而是从一种对伦理的自在存在的直观出发。他们把伦理与自然过程对立了起来。与此相应，他们设定了两个世界原则：自然的世界原则和伦理的世界原则。自然的世界原则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且应该被克服；至于伦理的世界原则，它体现于世界之外的、伦理的、被赋予了决定性力量的人格之中。
如果说，在中国人和印度人那里，道德的基本原则是世界意志的意义上的生命；那么，在二元论者那里，道德的基本原则却是在世界之外和超越世界的、伦理的上帝人格的意义上，不同于世界的另一存在。二元论的弱点在于，由于它忽略了任何自然哲学，因此其世界观是天真的。其长处则在于，它直接地和有力地包含着伦理。不同于一元论者，为了把伦理理解为出现在自然中的世界意志的结果而去强制和解释伦理，二元论不需要这么做。
从根本上说，所有二元论世界宗教的世界观都是乐观主义的。二元论者生活在这样的确信之中：伦理力量将克服自然力量，并且将使世界和人类达到真正的完善。查拉图斯特拉和晚期犹太教先知把这一过程想象为一种世界改革。在他们那里，世界观的乐观主义以自然的方式起作用。他们具有改造人类社会和使各民族胜任其使命的意志和希望。对于他们来说，所有领域的进步都是获得。他们共同思考着内在文化和外在文化。
在耶稣那里，由于他在自然世界灾难的基础上期待着完善的世界，因此世界观的乐观主义受到了损害。对于查拉图斯特拉和晚期犹太教先知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上帝的干预只是人的以世界完善为目标的活动的完成；但是，耶稣只考虑上帝的干预。天国应该以超自然的方式出现，与人的文化工作的准备无关。
由于它在根本上是乐观主义的，耶稣的世界观还是肯定了外在文化的最终目标。当然，由于受到期待世界末日的束缚，对于在时间和自然的世界中进行的外在组织化的文化进步的各种尝试，耶稣的世界观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并且只关注个人内在的、伦理的完善。
后来，基督教世界观得出了世界末日不会出现的结论，并且也承认天国在一个改造自然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被实现；在这一程度上，基督教世界观也获得了对于社会组织完善的信念和兴趣，以及对于所有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外在文化进步的信念和兴趣。由此，除了伦理之外，世界观的乐观主义重新不受阻碍地起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代世界敌视文化的基督教，在具有各种成就的近代世界，也试图以所有领域中真正进步的世界观的姿态出现。(www.xing528.com)
在世界宗教为了伦理的和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而斗争的努力中成为关键的问题，也是西方哲学面临的问题。伟大的问题是：共同思考宇宙和伦理。
世界宗教中的三种世界观类型，也出现在西方哲学中。西方哲学既试图把伦理置于肯定世界和生命或否定世界和生命的自然哲学之中；也试图或多或少地撇开自然哲学，而达到一种自在的伦理世界观。为了否认和掩饰其天真和二元论（事实上，这产生于后一种方法），西方哲学竭尽了全力。
从而，世界宗教和西方哲学的世界观属于一个世界，通过内在关系而相连。宗教和哲学世界观之间的区别根本就是流动的。试图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宗教世界观成为了伦理的世界观；而哲学世界观越是深刻，就越具有宗教的特性。
在原则上，尽管西方思想无条件地面对着世界观问题，但它还是不能够摆脱与宗教世界观的联系。西方思想从基督教那里获得了决定性的推动。在哲学中改造耶稣的天真—伦理的世界观方面，与它所承认的相比，西方哲学所做的实际上更多。而随着叔本华及其后继者的出现，悲观主义的印度一元论也进入了西方哲学，并丰富了它对于伦理本质的反思。
所有伟大世界观的动能就这样进入了西方思想。由于不同思想和动能的共同作用，西方思想能够把浮现在它面前的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强有力地提升为普遍的信念。没有这种共同作用，西方思想就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此，西方的内在文化和外在文化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
实际上，像某种世界宗教一样，西方哲学也很少能够论证一种乐观主义—伦理的世界观。因为，西方在一种最普遍和最有活力的构造中经历了世界观问题。对于西方来说，这既是文化信念最大进步的舞台，也是其最大灾难的舞台。西方文化经历了世界观的致命变换，也领教了无世界观的可怕时代。
由于在所有方向都被激活，因此在西方思想之中，探寻乐观主义—伦理世界观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就最为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思想的历史已经解释了我们的命运呢？对于个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内在性和力量，人类能够找到进步与和平的世界观，我们未来探寻它的努力，我们思想的历史又指出了什么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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