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非文化回归文化的道路该如何走呢？
究竟有没有这样一条道路可走呢？
对文化的非伦理理解否定了这条道路。这种文化观点认为，所有文化衰落的现象都是其本身衰老的表现。就像任何一种别的自然生长过程一样，文化也必然在一定的时间之后走向终结。从而，除了把这种死亡的原因看作合乎自然之外，我们不应该再去做些什么……；它还促使我们去发现，这种文化在其中变得非伦理的令人丧气的晚年至少还是比较有趣的。
因此，在顺从现实意识的思想中，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交织在一起。现实乐观主义意味着：持续的文化进步本身在事实中实现。如果这种进步持续不下去，那么不带任何情感的，完全分析的精神就退回到温和的悲观主义假设之中：文化的夜幕降临了。
但是，伦理的精神则不能够参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的这种游戏，它认为文化衰落的现象本身是可怕的。伦理的精神满怀忧虑地问道：如果这种死亡的趋势确实不可阻挡，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些什么？它为文化而痛苦。对于伦理的精神来说，文化不是一种有趣的分析对象，而是它赖以透彻地思考人类生存的希望。对文化革新可能性的信赖是其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在出现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的现实意识的地方，伦理的精神就再也无法安下心来。
至于那些认为文化衰落是自然现象的人，则以如下的思想安慰自己：陷于死亡的只是一种文化，而不是文化本身。在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种族之中，一种新的文化将兴盛起来。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现在不同于过去，地球已经不再拥有富有朝气和才干的民族，他们能够作为预备队取代我们，并且在将来充当精神生活的领袖。我们了解地球所拥有的一切。各民族的命运和我们密切相关：其精神命运与我们的精神命运一起被决定，在我们的精神命运之中被决定。所有民族，富有才干的和缺乏才干的，遥远的和相邻的，都经历了在我们的文化中起作用的非文化力量。所有民族都患上了和我们一样的疾病，并且只能与我们一起沉沦。从而，如果对我们力量复兴的信赖是虚幻的话，那么就不是种族的文化，而是人类的文化，现在和将来的人类文化都没有指望了。
但是，这种信赖还是可以指望的。如果伦理是文化的建构性要素，那么只要伦理的动能重新在我们用以塑造现实的信念和观念中起作用，衰落就会转变为兴起。这种世界实验是值得从事的。
应该承认，这么做的困难是很大的，以至于对伦理精神力量的强烈信赖，要有勇气才可能形成。
首先，对于那些存在着的和必然存在的事实，我们这一世代的人们根本不能理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人们则不同，他们确信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和精神状况是绝对不能持续下去的。基于这种信念，他们具有以相应的理念变革世界的勇气。但是，由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缺乏类似的信念，因此我们也就始终没有能力从事他们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的事业。我们这一世代的人们回避存在着的事实，竭尽全力使自己保持一种乐观主义的观点。而在这种按照日益低下的理想去理想化日益令人不满的现实的能力中，悲观主义也同时在起作用。我们这一世代的人们，虽然对自己的许多成就感到十分自豪，但已经不再信赖关键的所在：人类的精神进步。由于放弃了这种最高的期待，我们就能够忍受我们的时代；而不是在精神上为其痛苦，并由此产生对一个新时代的渴望。因此，冲破束缚我们的无思想的乐观主义和无思想的悲观主义的联盟，做好文化革新的准备，该付出多大的努力阿！
我们的工作面临的困难还在于，它是一种重建。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文化理想，并不是新的东西。这种理想早就是人类的财富，并且在过去就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只要把它们付诸我们的现实，那么除了重新尊重它们，并以此重新做些严肃的事情之外，我们根本不需要再做些什么了。
衰老无力的东西，朝气蓬勃地创造。……有这样艰难的任务吗？“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这么说道，“在文化理想于其中已经衰老的各个民族那里，至今已经衰老的理念从未重新成长为新的力量。衰落始终是最终性的。”
确实，在文化的历史中，对于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只能找到令人沮丧的事实。凡是让它乐观主义地述说的人，总是把一种不合适的语言给予文化的历史。
但是，从过去的历史中能够推论出来的，只是存在过的事实，而不是将要存在的事实。文化衰落了的民族重新实现了文化革新，如果它证明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同时也就知道，那些从未出现过的事实，必然在我们这里发生。为此，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发现：作为文化基础的伦理的理性理想在历史中已经衰老了；我们也不能够安于：以基于自然生命的类比方法来解释文化。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这些民族现在处于这种状况。从精神生活的规律出发，而不是从类比的方法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一切。为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把秘密的钥匙掌握在手中。在这个时代中，衰老无力的重新变成朝气蓬勃的，精神—伦理不再能够使自己衰老。不同于先前的时代，我们必须推进文化历史，否则我们也就没有指望了。
为什么文化思想不具有自创的、与其真实内容相符的说服力，而失去了其道德和理性的自明性？为什么传统的真理不再是现实的真理，而只是作为废话流传于我们之中？
我们的思想没有能够挖掘到源头活水，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还是源泉本身枯竭了？
事实上，过去从来不会仅仅作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留存在我们之中，它能够成为现代的影子。存在着许多这样的思想，由于我们发现它们已经在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因此我们绝不可能完全直接地去思考它们。我们已经继承的理念，不允许蕴涵其中的真理再生，而只是在已经死亡的形象中代表真理。从衰落的文化进入新时代循环的衰老了的成就，通常就如同作为有害因素而起作用的代谢剩余物。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由于回归到古代希腊—罗马思想家的理念，文艺复兴时代的日耳曼民族受到了决定性的文化启示；但同样真实的是，在从那时起直至当今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已经被希腊—罗马文化束缚在一种与其全部本质相矛盾的精神依附状态中。日耳曼民族从其衰老理念中所接受的东西，已经长期地阻碍了自己正常的精神生活。例如，构成中世纪本质特征的强壮和病弱的奇特混合就归结于此。过去的希腊—罗马文化中有害的东西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活。由于过时的东方和希腊观念还在，我们就深受由此产生的问题的祸害，否则我们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从而，这一切就不仅仅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宗教思想仍然处于犹太超验和希腊形而上学的祖传的外在控制之下！从事实来看，毋宁可以说我们的宗教思想受着折磨和扭曲。
由于理念衰老无力了，新的世代的人们也受控于这种状况，从而在人类的精神进步中就没有连续性。进步之线撕裂着、拖曳着、迷失着，或者又被混乱地连接起来。但是，由于人们始终援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取代，并认为新兴文化取代衰老文化以及体现于其中的进步是一种连续性的结果，因此人们至今仍然认为可以乐观主义地解释这种兴起和衰落。当然，从这种观察中得出的普遍结论是靠不住的。因为，只有在新兴民族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他们仅略微地被衰老文化触及，此后即产生自己的文化，一个处于上升过程的兴起和衰落的序列才可能被形成。但实际上，即使我们的文化拄着希腊—罗马文化递给它的拐杖走出第一步的话，它仍然不是希腊—罗马文化的有机持续；毋宁说，我们的文化是对所接受的衰老理念的健康的精神反映。衰老的思想与新兴民族的朝气蓬勃的思想的结合，这就是事实及其过程的本质。
然而，当今世界的所有思想都在我们早衰的文化理念中精疲力竭，或者像在印度人和中国人那里一样，在我们的和别人的早衰文化中精疲力竭。从而，如果不能使衰老无力的理念重新变得朝气蓬勃的话，那么兴起和衰落就不会发生在缓慢的进步之中，而只会发生在不可阻挡的衰落之中。……(www.xing528.com)
我们文化的复兴还有一个重大困难：它仅仅应该发生为一个内在的过程，而不也是一个外在的过程。从而，物质和精神之间有益的相互作用就丧失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们，可以向制度领域的成就期待精神的进步。这两种要求并列于他们的计划之中，并且由他们一起推进。由于致力于改造公共生活的制度，他们确信也就导致了能够发展新的精神生活的环境。这个领域的成就同时强化了另一领域的希望和动能。他们用思想致力于国家制度的充分民主化，并以此导致正义与和平对世界的统治。
然而，经历了所有由他们创立的制度在精神上破产的我们，再也不能够以这种方式同时致力于制度改造和精神革新。制度改造对于精神革新的这种帮助作用，在我们这里不复存在了。对于知识和思想之间的古老的相辅相成，我们也不能再予以指望了。先前，知识和思想结成同盟。一方面，通过捍卫其自由，思想为知识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由于被日益精确地确定的自然中的合规律性有助于摧毁偏见的统治，从而知识的成功也有益于普遍的精神生活 。此外，这一同盟也强化了这样一种思想：人类状况应该以精神规律为基础加以论证。知识和思想就这样共同以理性和理性信念为基准。
但是，由于当今科学相对于思想已经独立和分化，思想就不再能够从科学那里获得什么。最先进的知识现在与最无思想的世界观和睦相处。由于它仅仅在专业的知识性上才有效，因此知识认为自己只与个别的确定性相关。知识的概括与其结论对于世界观的有效性不是一回事。先前，每个科学人士同时也是思想家，即对当时普遍的精神生活有所影响的思想家。而我们的时代则能够把科学和思想区别开来。因此，我们现在虽然也许还有科学的自由，但几乎没有思想的科学。
这样，对于我们精神生活的革新来说，至今所有的自然和外在的帮助都不复存在了。只有唯一的一种能力为我们所要求。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像修复宏伟的主教教堂的破损地基的人们一样地工作。在保持我们毅力的地方，没有感性能力的进步。一种非凡的革命必须在没有革命行为的情况下实现。
由于个别的个人，并且只有个别的个人才可能是文化革新运动的承担者，文化革新也就变得更困难了。
文化复兴与具有群众经历性质的运动毫不相干。这种运动始终只是对外在事物及其过程的反应。但是，文化的形成只能是这样的：在独立于当下统治性的总体信念，并与它相对立的许多个人之中，产生一种新的信念；然后，这种新的信念逐渐对总体信念产生影响，并最终决定总体信念。只有一种伦理的运动才可能引导我们走出非文化，但伦理只有在个人之中才可能形成。
最终决定社会未来的，不是其组织的或多或少的完善，而是其个人的或多或少的作用。历史中最重要和最神秘的是许多个人自身的深刻和普遍的变化。只有这种变化才是事物及其过程的前提。因此，要真正理解过去时代的人们及其事件是很难的。对于许多个人的自身价值，他们以此投身集体的方式，以及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只能加以猜测。
当然，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在集体更为强烈地影响个人的地方，当个人反过来影响集体时，衰落就发生了。这是由于，在这种状况下，最为关键的个人，个人的精神和道德作用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损害。接着就会出现社会的去精神化和去道德化。社会由此也就不能够理解和解决它所面对的问题，从而或早或晚地将陷于灾难状态。
由于我们正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因此我们中间的个人必须重新达到更高程度的自决，并重新发挥只有个人才可能履行的、产生精神和伦理思想的功能。只有许多个人的这种行为才能够拯救我们。
一种新的公共意识必须非公共地产生。现在的公共意识是通过报刊、宣传、组织及其所掌握的权力和货币手段而形成的。理念的这种非自然传播根本不同于自然的传播。所谓自然的传播方式，指理念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且只基于思想的真理性和对真理的接受性。自然的传播方式必须毫无装备地，以精神的原始斗争方式面对非自然的传播方式，即在全副武装的时代，像大卫面对哥利亚一样。
对于由此形成的斗争，所有的历史类比都无助于我们。也许过去也存在有思想的个人精神对束缚性的总体精神的斗争。但是，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出现过。因为，束缚于现代组织、现代无思想性和现代民众激情的总体精神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现代人是否将有这样的力量，它能够实现精神所要求于他的，但时代却不可能给予他的一切？
在以无数强力控制着他的过度组织化的集体中，现代人应该重新形成独立的个性，并反过来影响集体。通过所有形式的机构，集体致力于使现代人陷于符合其要求的非个性之中。由于集体要使其沉默的精神和真理会在个性中表现出来，从而它害怕个性。但是，集体的力量如同其恐惧一样地大。
经济关系以悲剧性的方式与集体结成了联盟。它们毫不留情地教育着现代人，使其成为不自由、不专注、不独立、不完整和不人道的。它们是我们能够改变的最近的东西。当然，即使我们有幸承担了精神开始的事业，我们也只能缓慢地和部分地控制它们。这就是说，我们被置于其中的生活关系所否定的东西，为许多人所要求。
精神应该承担的任务是多么地伟大！在那些只有宣传的真理有效的地方，精神应该重新创造对真正的真理的理解。在令人绝望的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事件刺激着民族激情，即使在那些内心反对它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的地方，精神应该排除卑贱的爱国主义，推崇高贵的、追求人类目标的爱国主义。在民族文化作为偶像受到崇拜，而文化人类的概念成为碎片的地方，精神应该重新使人们承认，文化是各个民族参与的人和人类的事业。在由于战争而导致精神和经济衰落的现代国家根本不可能思考文化任务，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它们只能千方百计地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损害法律的手段聚集钱财的地方，精神应该维系我们对于文化国家的信赖。在一个民族剥夺了别的民族对人类、理想主义、正义、理性和真诚的信仰的地方，在每个民族都处于使我们日益陷入非文化的强权统治之下的地方，精神应该使我们统一于文化人类的理想。在许多人由于物质艰难而日益陷于生存困境，其他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虚幻的地方，精神应该引导人们关注文化。在经济对精神的反作用日益灾难化，并导致日益严重的道德败坏的地方，精神应该使我们相信进步的可能性。在不仅世俗和宗教的结构和社会，而且被认为是重要的人物也不断失灵的地方，在学者和艺术家在非文化中卖弄自己的地方，在作为思想家而行为失当的著名人士，在决定性的事件中仅仅以纯粹作家和学者面对我们的地方，精神应该赋予我们希望的能力。
这一切都取决于文化的意志。似乎有一种绝望在等待着我们。我们是如何理解衰落时代的希腊—罗马人的呢？他们顺从现实，让世界听任其命运摆布，遁回自身！像他们一样，我们也由于所经历的东西而麻木了。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听到诱惑的声音，它对我们说，使生活还能够承受下去的唯一东西是随波逐流。不要去从事超越命运的思考，也不要抱有超越命运的希望。……在顺从命运中寻求安宁吧。……
文化以世界观为基础，并且只能够产生于许多个人的精神觉醒和伦理意志，这一认识迫使我们去想象文化复兴的困难，习惯的思维也许是会忽略这些困难的。但是，这一认识也使我们超越了所有关于可能和不可能的考虑。如果伦理的精神确实是实现文化的现实领域的充分基础，那么只要把这一领域重新导向文化世界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信念，我们就能够重新回到文化。
我们衰落的历史宣告着这样的真理：在绝望时，精神是决定性的主宰。将来，这一真理会进一步在我们之中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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