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济和精神生活中的文化障碍，探索文化哲学

如果说，思想失灵是文化衰落的决定性根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障碍也损害了我们时代的文化。这些障碍既存在于精神领域，也存在于经济领域，特别是由于这两个领域之间日益糟糕的相互作用。

现代人置身其中的关系使其感到渺小，使其心理受到伤害，从而其文化能力也降低了。

一般说来，文化的发展在于：个人思考追求整体进步的理性理想，并把它付诸现实。由此，理性理想能够以一种最合适的方式来影响现实关系。这就是说，人作为文化承担者的能力，即人理解文化、为文化而活动的能力，有赖于他同时是一个思考者和自由人。为了能够把握和塑造理性理想，他必须是一个思想者。为了能够使理性理想走向公众，他必须是一个自由人。人越是要以各种方式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在他的理性理想中，为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倾向就会日趋强烈。利益理想渗透到文化理想之中，并模糊了文化理想。

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是一个内在的整体。文化以自由为前提。只有从这种自由出发，文化才能够被思考和实现。

但是，在现代人那里，自由和思想能力都被削弱了。

与以文化的名义备受称赞的所有物质成就相比，如果现实关系的发展能够使越来越多的人过上简朴、持续的小康生活，那么文化由此得到的好处要多得多。物质成就虽然使人从自然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同时也减少了独立生存者的人数。由于机器的影响，手工业师傅成了工厂工人。在现代复杂的经营中，只有资本雄厚的企业才能够生存下来，从而越来越多的职员取代了独立商人的位置。仍然有些财产的人们，还在从事多少有点独立性活动的人们，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生存的不确定性，现在也被卷入了日益激烈的生存斗争之中。

由于谋生活动把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迫使他们离开生养的土地、世代的住宅和自然本身，正在形成中的不自由就更为加剧了。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伤害。随着失去自己的耕地和居所，病态的生活开始了。这种悖论的说法包含着太多的真实。就人们力求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由此也改善他们的精神生活状况而言，在许多人共同捍卫其受到危害的生存条件的利益理想中，无疑也包含着文化要求。但是，在这些文化要求出现其中的利益理想中，最普遍的公众利益并没有同时得到规定，或者说并没有得到完善的规定。从而，对于文化本身的观念而言，这种利益理想是危险的。这就是说，关于文化本身的思考被以文化的名义而争斗的相互矛盾的利益理想阻碍了。

过度紧张导致了不自由。许多个人显然已经只是作为劳动者，而不是作为人生活着。关于劳动的精神和道德意义，人们一般能够肯定的那些东西，已经不再适用于这些人了。所有范围的现代人，都习惯于过度忙碌，这导致了他们的精神退化。还有孩子，他们也间接地遭遇了这种状况。由于受制于无情的劳动方式，父母无法以正常的方式照料他们的孩子。这样一来，一些对孩子的成长不可替代的东西就失去了。后来，这些孩子本身也陷于过度忙碌之中，日益沉溺于外在的消遣。与内心对话，或者与人们和书籍进行严肃的对话，以度过留给他的闲暇，这一切需要宁静，但这使他感到为难。绝对的无所事事、精神涣散和遗忘是他的生理需要。他不追求教养，而是追求消遣，并且是精神要求最低的消遣。

许多人的这种浮躁心态反过来也影响了应该为教养，并且由此应该为文化服务的所有机制。剧院敌不过看热闹的场所，严肃书籍落败于消遣书籍。报刊则不断地努力以最轻松的形式把一切告知其读者。如果把现在的报刊与五六十年之前的报刊作一比较，那么就其平均水平而言，它们的变化显然是很大的。

只要应该支持精神生活的机制自身变得浅薄起来，那么这些机制就会反过来影响使其陷入这种状态的社会，并且迫使社会丧失精神。

没有思想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代人的第二天性，这体现在他的交际活动中。在与同伴交谈时，他总是提醒：只应泛泛而谈，不要真的交流思想。现代人已经不再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总是担心有人要求他表达自己的想法。

浮躁者社会所产生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当中的一种日益扩大的权力，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贬低了的人的观念。无论在他人，还是在自己那里，我们只看重劳动的技能。我们就是这样，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了。

就导致不自由和浮躁而言，对于大城市中的人们来说，其生活条件的塑造是最不利的。与此相应，他们在精神上也最受伤害。过去，大城市不是这样一个文化中心吗？作为正直的精神人物的人生理想正是在其中产生的。而现在的事实则如此：真正的文化必须被从大城市及大城市人的手里解救出来。

除了不自由和浮躁之外，作为文化障碍的，还有现代人的不完整性。知识和能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和提高，必然导致个人活动日益被局限于特定的领域。劳动组织化了。在这种劳动组织中，通过专业化才得以可能的个人劳动的最高效率共同发挥作用。由此获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但劳动对劳动者的精神意义则受到了损害。被需求的不是劳动者整个人，而只是他的一部分能力。这反过来影响了劳动者本身。蕴涵在广泛性劳动任务中的塑造个性的力量，由于限定性的、一般地说来即非精神性的劳动而丧失了。例如，当今手工业者对自己职业的理解，根本不同于他的前辈。先前的手工业者参与所有生产工序，但现代手工业者则不再掌握对木材、金属等原材料的加工手艺，因为别人和机器都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他的思考、观念和能力不为常新的方面所需要。现代手工业者的创造性和艺术性就这么萎缩了。原先，他在劳动中必须始终不断地投入其全部思考与个性，并会在这种劳动中产生正常的自我意识。现在，取而代之的则是这样一种自我满足：满足于局部完善了的能力，而在个别能力之外，对一般能力则视而不见。

在所有职业中，也许最严重的是在科学职业中，就像给公众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危险一样，专业化对个人精神生活的危险也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为了使青年人掌握具体科学的知识，为了在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范围内构建青年人的视野，他们的老师往往是些不再那么全面的人。

在其不可避免的地方，人们还认为劳动的专业化和组织化对于现代人的心理似乎并不那么有害；在其可有可无的地方，人们还在追求和实现劳动的专业化和组织化。从而，无论在管理机构，还是在教育行业和各种企业中，活动的天然游戏空间总是被监督和规章尽可能地压缩了。与先前的教师相比，在一些国家中，当今的国民学校教师是多么地不自由啊！由于这种限制，当今教师的课程已经变得如此缺乏生气和个性！

与集体的物质成就所达到的高度成正比，由于现在的劳动方式，我们就这样在精神上和作为个人失去了许多。失去来自赢得，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悲剧性的规律在此也发挥着作用。

而且，这些不自由、浮躁和不完整的人还处于失去人性的危险之中。

我们难以保持人对人的正常行为。由于匆忙的生活方式，由于频繁的交往，由于与许多人拥挤在一起工作和居住，我们彼此作为陌生人，不停地以各种方式碰撞。这种关系不允许我们作为人相处。加于我们自然人性活动之上的限制是如此的普遍和通常，以至于我们已经习惯了它，已经不再感到我们的非人性行为是不自然的了。对于在许多场合中人不再能够作为人本身，我们已经不再感到难受，并最终导致：在还是可能和适合作为人的地方，我们也做不到了。

由于这种关系，大城市人的心理自然受到了最糟糕的影响。然后，这种心理又以最糟糕的方式反过来影响社会心理。

与邻人的亲和性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由此走向非人道。在每个人作为人与我们相关的意识消失的地方，文化和伦理就动摇了。迈向严重的非人道成为时代的问题。

事实上，两代人以来，定型了的非人道思想已经以极为明确的语言和逻辑原则的权威出现在我们当中。由此形成了一种使个人离弃人道的心态。出于天然情感的礼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各种形式粉饰起来的绝对冷漠的礼节。关于不认识的人，可以用各种方式强调与其的生疏和无关。对此，人们不但不再会感到这是一种内心的野蛮，而且还会认为这就是善于交际的行为。由此，我们的社会也停止承认所有人本身都具有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对于我们来说，人类的一部分已经成了只具人形的材料和物品。几十年来，我们已经能够日益轻松地谈论战争和征服，好像这只是在国际象棋棋盘上的厮杀而已。这种状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形成了这样一种总体信念：人们不再去想象个人的命运，而只是把他们当作符号与对象。当战争来临时，我们心中的非人道获得了自由的通道。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的殖民文献和议会中，有多少对有色人种的隐蔽和公开的野蛮以理性真理的面目出现啊，又有多少这类东西变成了公众舆论啊！20年之前，在一个欧洲大陆国家的议会中竟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谈到死于饥饿与疾病的被驱逐的黑人时，讲台上用的是形容动物死亡的“死”字，好像他们谈论的就是动物。(www.xing528.com)

在现代的课程和教科书中，人道处于昏暗的角落。好像这不是真的：人道是教育个性形成的最基本的东西；好像也不需要面对现实关系的影响，为我们的世代保存人道。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人道不仅在学校中，而且在直至包括惊险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始终在反思人性。鲁宾逊觉得自己对人道负有责任，因此他在自我防卫时也一直想到，如何尽可能地少牺牲别人的生命，并努力通过服务于人道使自己的惊险活动获得内容。但是，在当今的这类著作中，还能够遇见一个类似的形象吗？

我们的公共关系的过度组织化也阻碍了文化。

如果可以确认，被控制的状态既是文化的前提，同时又是文化的后果；那么也可以肯定，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外部的组织化要以精神生活为代价才得以进行。由此，个性和理念被置于体制之下，而不是影响体制并保持自己的内在活力。

如果某个领域实现了广泛的组织化，那么其结果起先是闪闪发光的，但不久之后就会暗淡下来。开始是已有的资源在起作用，接着是活力和原创受损的后果显而易见。组织化越是严密，它对创造和精神的阻碍也就越是严重。从来没有一个文化国家，它能够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承受得了太落后的、过分集权的管理后果。

把树林变成公园，维护这个公园，这在某些角度看来是合适的。但此后，丰富的、以自然方式保障未来生存的植被则消失了。

当今，人们追求和构建这样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的共同体，它们具有最大可能的内部封闭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最高程度的外部影响力。法规、纪律等等都被技术化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性。这种目标实现了。但是，在同等程度上，所有这些集体都无法进行作为有活力的组织的活动，相反日益变得像一台完善了的机器。由于个性在这种集体中必然萎缩，从而它们的内在生活丧失了资源和多样性。

我们的整个精神生活都消失在组织之中。从青少年时代起，现代人就被灌输纪律观念，以至于他失去了自身存在，只能在集体的精神中思考。观念与观念之间的争论，人与人之间的争论，18世纪的伟大正在于此，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时，人们还不敬畏集体的意见，所有观念都必须接受个人理性的检验。现在通行的规则却是，人们日益依据在组织化的共同体中有效的观念。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别人，个人的前提总是：无论如何要预先与国家、教派、政党、等级和其他归属性的观点保持一致，而不是去影响它们。这就是禁忌，不仅不受批判，而且免于讨论。我们相互否认自己作为思想的人的本质的这种做法，被掩饰为对信念的尊重，好像真会有一种无思想的信念似的。

在总体上，现代人陷于唯一的一种生活方式之中，这也许是他的最本质特征。现代人缺乏内心生活，这使他容易以一种病态的方式接受经由社会及其组织而流行的观点。此外，由于高度的组织化，社会获得了对于精神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权力。面对这种权力，现代人的独立性降低了，他几乎难以保持其精神上的自身存在。现代人就像一只漏了气的皮球，总是保持着外力让它成为的样子。整体支配着现代人。现代人从总体那里获得作为成品的看法。他就靠着这些看法过活，无论它与国家和政治的共同体相关，还是与信仰或非信仰的共同体相关。

现代人不仅没有意识到，他如此地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是不正常的，是自身的弱点。相反，现代人还把它当作一种成就。他认为，正是由于在精神上无限制地投身于集体，现代人的伟大才得到了证实。由此，现代人强化了群众使用暴力的天然倾向。

由于个人的原始权利就这么被放弃了，从而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思想，也不可能以合适的方式革新已有的思想。我们只能眼看着已经有效的思想的权威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片面，并在最终和最危险的结局中破产。

我们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新的中世纪。许多人拒绝了作为自由个性的思想，在所有方面仅仅听从共同体的附属性。由于这种普遍性的意志行为，思想自由被放弃了。

如果许多个人在精神上重新独立起来，并且与俘获其心灵的组织形成一种合适的、自然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将重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欧洲人克服原先的中世纪的解放相比，从当今的中世纪中解放出来要难得多。因为，当时斗争指向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外部权威暴力，而当今要做的事情则是：使许多个人从自我陷入的精神不独立性中摆脱出来。还有比这更困难的任务吗？

还没有人认识到我们在精神上的贫困。年复一年，没有思想的集体看法到处流传、日益广泛。程序方法被完善到这种地步，以至于确信，即使是最没有意义的确信，在它应该出现的地方，也能够成为公众的看法，而无需任何论证。

在战争中，思想被彻底纪律化了。那时，宣传开始占据真理的位置。

由于放弃了思想上的独立性，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地丧失了对真理的信仰。我们的精神生活处于混乱状态。我们公共状况的过度组织化导致了无思想的组织化。

不仅从知识的角度，而且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个人和整体之间的关系都被损害了。具体说来，随着放弃自己的看法，现代人也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判断。为了能够及时地发现集体言论和行动所赞同的东西，以及谴责他们所认为是坏的东西，个人压抑了在自己心中涌现的想法。现代人不仅不对别人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对自己也是这样，再也没有使他最终摆脱依赖感的不满。现代人就这样丧失了自己对群众及其道德的判断力。

而对于其所属民族的所有毫无意义、冷酷、不公和恶劣的做法，现代人则特别能够容忍。为了不与共同体发生持续的内在冲突，为了回避不断出现的新的不满，我们这些毫无文化的“文化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限制了自己作为道德个人的思考。

整体意见，特别是当它广为流传时，尤其会导致现代人不再按照道德的尺度，而是机会主义地判断共同体的行为。当然，他们的心灵由此也受到了伤害。即使在现代人中间，还有少数人保持着原本的人道及道德敏感的话，那么这种伤害也不会是最小的。因为他们不断地把自己的个人道德牺牲于祖国的祭坛之上，而不是与集体保持距离，也不再是改善集体的动力。

从而，不仅在经济与精神之间，而且在集体与个人之间，都形成了一种糟糕的相互作用。但是，在理性主义和大哲学家的时代，社会则支持个人，通过理性和道德去反思那些被逐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他们从整体那里获得支持，我们则受到压抑。数十年来，文化国家的破产显而易见，这同时也伤害了现代人。由于整体的非道德化，个人也迅速地非道德化。

一个不自由的人，一个浮躁的人，一个不完整的人，一个迷失于非人道之中的人，一个把自己的精神独立及道德判断出卖给组织化的社会的人，一个在任何方面都遭遇到文化信念障碍的人：现代人就这样在一个昏暗的时代走着昏暗的路。对于现代所处其中的危险，哲学没有理解，也不尝试去帮助他们。哲学不再促使现代人去思考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东西。由此，随着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进步，文化问题不是简单了，而是变得复杂的可怕真实，就没有被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