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重担文化衰落责任

我们正处于文化衰落的征兆之中。

这一状况并不是由战争引起的。相反，战争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一种现象。原先出现于精神领域中的那些状况，现在已经成为事实，而这种事实又在各方面使精神领域的状况更为糟糕。现实和精神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是灾难性的。我们的命运之舟已经陷于惊涛骇浪之中。只有尽最大的努力，才有希望使它离开我们任其进入的危险岔道，重新回到主航道之中。

由于我们不再反思文化，实际上也就离弃了文化。世纪之交，有许多关于我们文化的论著问世。虽然这些论著的题目多种多样，但它们似乎都听从某种暗示：不去对我们的精神生活状况作出诊断，而只是对它的历史生成过程感兴趣。在文化的地形图中，这些论著告知我们已经被观察过和被发现的各条道路。穿过历史大地的山谷，这些道路从文艺复兴时代抵达20世纪。作者们的历史信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把他们的文化理解为几百年来起作用的许多精神和社会力量的有机产物，使受到这些论著影响的许多人感到满意。但是，没有人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开出清单，也没有人以高贵的信念和真正进步的动能为基础去检验我们的精神生活。

这样，我们就带着对自身顽固的幻觉跨入了20世纪的门槛。当时出版的有关我们文化的论著，都强化了我们对其价值的盲目信仰。如果谁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只会令人感到惊讶。有些人由于担心走上歧途，就在错误的道路上停了下来，重新寻找正道。有些人则默默地走着正道。但是，触动那些人的想法，只能使他们陷于孤立。

现在，所有人都很清楚：文化正在自我毁灭。至于其中尚未毁灭的部分，也面临着险境。这部分文化之所以还能够存在，只是尚未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罢了，而其余部分则早已成了这种打击的牺牲品。但尽管如此，它们同样也危如累卵。下一次山崩会把它们压得粉碎。那么，文化是怎样失去其动能的呢？

启蒙时代和理性主义提出了伦理的理性理想。这是关于个人成为真正的人、关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关于人的物质和精神使命、关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及其成为一个由最高的精神目标统一起来的人类的理想。通过哲学和公众舆论，伦理的理想已经开始诉诸现实，并改变了现实。在3至4代人的时间里，文化信念和文化的现实状况实现了同等程度的进步，文化时代似乎最终来临了，并且将不可阻挡地持续下去。

但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伦理的理性理想逐渐不再诉诸现实。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它日益趋于停滞状态。文化毫无抵抗、无声无息地隐退了。文化思想落后于时代，它似乎无力与时代同步。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关键在于哲学的失职。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哲学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哲学与人类和时代面临的问题打交道，并且在文化的意义上深入反思它们。对于个人、社会、民族、人类和文化等问题，当时的哲学都在进行基本的思考，从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富有活力、引导公众舆论和保持文化热情的通俗哲学。

但是，乐观主义和伦理的总体世界观，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据以论证了强有力的通俗哲学，却经受不了严密思想的持续批判，它的天真的信条日益招致不满。

按照其深刻的认识理论的要求，康德试图在不改变理性主义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改造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来为这幢摇摇晃晃的大厦奠定新的基础。通过善意或恶意的批判，席勒、歌德和当时的其他著名人士指出：理性主义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通俗哲学。但是，在摧毁旧体系的地方，他们并不能够建立同样可以保持公众舆论中的文化理想的新体系。

像康德一样，费希特、黑格尔和其他哲学家，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同时，认定其伦理的理性理想。他们试图以思辨的方式，即通过对存在及其展开为世界的逻辑和认识论的思考，而论证一种相应的乐观主义和伦理的总体世界观。在30至40年之内，他们成功地为自己和别人提供了一种能够赋予力量的错觉，并且在其世界观的意义上强制了现实。但是，强大起来的自然科学终于起来反抗思辨哲学，满怀着对现实真理的平民热情，把这种出于幻想的庞然大物打成了碎片。

从此之后，作为文化基础的伦理的理性理想就无家可归，在世界上到处可怜地流浪。一种奠定其基础的总体世界观再也不可能被提出。这就是说，具有内在完整性和确定性的总体世界观根本不可能再产生。哲学信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描述现实的科学才是真理。总体世界观不再是恒定的太阳，而只是彗星般的假设。

随着关于世界知识的信条受到冲击，关于精神理想的信条也受到了冲击。不受约束的理性主义，康德的批判理性主义，19世纪初期大哲学家的思辨理性主义，它们在双重意义上强制了现实。这些理性主义把在思想中获得的观念置于自然科学的事实之上；同时，它们还宣告了要改变人类现实的关系和信念的伦理的理性理想。当第一种强制被证明为没有意义时，第二种强制，它至今仍然被认可的确证也成了问题。现在，以黑格尔哲学为典范的对现实状况的历史性理解，令人喜欢，已经取代了伦理信条的位置。而对于这种伦理信条来说，现在仅仅是塑造由理论构想的更好未来的质料。(www.xing528.com)

基于这种精神状况，伦理的理性理想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从根本上诉诸现实。它缺乏为此所必需的不受约束性。与此相应，文化信念的动能也减弱了。由于与对世界现实的不合理强制联系在一起，伦理的理性理想对人类信念和现实状况的合理强制也趋于崩溃。尽管没有这种强制就不会有文化的改革。这就是自19世纪中叶起，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发生的精神悲剧。

理性主义就这样了结了。……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对世界、人类、社会及个人使命的乐观主义和伦理的基本信念也随之了结了。只是由于这些基本信念还没有完全丧失影响，人们也就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已经出现的灾难。

哲学并不明白，托付于它的文化理想的动能开始减弱了。19世纪末，出版了许多关于哲学史的著作。其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在其结语中把哲学史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由此“逐步、日益清晰和确定地思考文化价值，而它的普遍有效性则是哲学本身的对象”。但是，作者在此遗忘了最重要的东西：哲学在过去不仅思考文化价值，而且作为起作用的观念影响着公众舆论。但是，自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哲学的“起作用的观念”则日益成为一种被收藏起来的非生产性资本。

哲学本来是普遍的文化信念的创造者，但自19世纪中叶崩溃之后，它已经从一个劳动者变成一个退休者——远离世界，只与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打交道。哲学已经成为这样一门学科：它整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成果，作为未来世界观的资料，并以此来维持自身在一切领域中的学术活动。同时，哲学日益专注于研究自己的过去。哲学几乎成了哲学的历史。创造性的精神离开了它。哲学日益成为无思想的哲学。哲学也许还在反思具体科学的结论，但基本性的思考则丧失殆尽。

哲学怜悯地回顾过时了的理性主义。“经受了康德的批判”，为黑格尔的“历史理解所接受”，“与自然科学一起工作”，哲学以此为自豪。但哲学在此比最可怜的理性主义还要可怜。因为，理性主义还相当充分地履行了哲学的公共使命；而现在的哲学只是在幻觉中，却不能在实际上履行其使命。虽然其十分天真，理性主义仍是真实的、起作用的哲学。现在的哲学则不同，虽然它十分理智，但却是学究的模仿哲学。在学校里，它还有些作用；但是，对于世界它已无话可说。

虽然它涉及所有知识，但哲学已经变得远离世界。触动人们和时代的人生问题，在哲学的活动中已经没有了位置。哲学已经偏离了普遍的精神生活。就像它没有从普遍的精神生活中获得灵感一样，哲学也没能给予精神生活什么东西。由于哲学不再探讨基本的问题，它也无法支持能够成为通俗哲学的基本哲学。

出于其无能，哲学产生了对可普遍理解的哲学思维的厌恶，而这种思维原本是哲学的本质。从而，对现在的哲学来说，通俗哲学只是人们的一种使用，即对由它选择的、为未来的世界观设定的具体科学成果而提出的简单化、从而相应糟糕的概括的使用而已。现在的哲学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一种通俗哲学，它产生于哲学对个人和人们思考或应该思考的基本、内在问题的探讨，它深入于广泛和彻底的思考之中，它这样回复公众，任何哲学的价值最终在于：它是否有能力转化为富有活力的通俗哲学。

一切深刻的东西同时是简单的。当然，只有当整个现实关系被关注时，哲学才会是这样。只要它与现实相关，它就会是从本身丰富多彩的生活中获得的抽象的东西。

但是，由于我们的哲学既不接受也不促进探索性的思想，人们的这些思想也就必然陷于停滞。思想之前出现了它无法超越的空虚。

哲学不仅有许多在过去已经铸成钱币的黄金，而且在它的地窖里，还装满了未成型的金块，即关于未来的理论世界观的假设。但是，哲学并不拥有能够解除当代精神饥渴的食粮。由于为自己的财富所迷惑，哲学耽误了去耕作生产食粮的土地。它对当代的饥渴者不闻不问，听任他们受其命运的摆布。

思想不能够提出乐观主义和伦理的世界观，不能够这样论证构成文化的理想，这不是哲学的责任，而是一种出现于思想发展中的事实。当然，由于哲学不承认这一事实，并且处于自己好像真的推进了文化发展的幻觉之中，它对我们的世界也负有责任。

哲学的最终使命是成为普遍理性的引导者和守望者。哲学的义务也许是向世界承认：伦理的理性理想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在一个总体性的世界观中有其可靠的基点；相反，它现在只能自力更生，仅仅通过自身的内在力量自立于世。哲学必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文化建基其上的理想而斗争。哲学必须努力论证这种理想本身，它的内在价值和内在真理。即使没有相应的总体世界观的支持，哲学也必须使这种理想具有活力。哲学必须竭尽全力，引导所有人，无论是有教养的，还是无教养的，都关注文化的理想问题。

现在哲学思考一切，但就是不思考文化。哲学不停地提出理论上的总体世界观，似乎这样它就能够重新创立一切。哲学不去考虑，即使这种世界观能够自圆其说，但由于它仅仅基于对历史和自然科学的概括，相应地也就只能是非乐观主义和非伦理的，从而始终只能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世界观”，绝不可能论证和坚持一种具有必要动能的文化理想。

哲学如此少地思考文化，以至于忽略了：像哲学本身一样，时代也随之变得日益失去文化。在这危险的时刻，应该提醒我们的守望者却睡着了。这样，我们就不再为我们的文化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