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戏曲文集全编：探讨元字科的几位武生

我写这篇拙文，主要以自己亲见亲闻舞台演出的实际情况为主。因此谈富连成各科演员，基本上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科班结束时为止。但有的演员出科后搭班演出，只要我看过他们的戏，总会记上一笔流水账。如“元”字科出身的武生，除黄元庆、谭元寿（元寿坐科时主要演武生）外，如茹元俊、徐元珊、孙元彬等，都是在出科后才看到他们的戏。这里分别就记忆所及，就上述几位武生简略地谈点个人观感。

“元”字科武生，以黄元庆出道最早。黄是1922年出生的，他比李世芳、毛世来只小一岁。而在富连成后期，“世”字科武生只有江世升一人能独当一面（已详前），所以黄元庆很快就接上了班。黄元庆坐科时嗓子不错，曾在丽歌公司录制过《林冲夜奔》唱片。而我第一次看他演出，则是头二本《伐子都》。黄演此戏除二本末场有重头扑跌功夫外，还有一个“绝活”。即头本有一个下场，黄扮的公孙阏用左手把宝剑鞘往下一按，剑即腾空出鞘（剑柄朝上），在空中转了一百八十度（剑柄向下），剑穗自然而然盘了个如意结，落下时用右手把剑接住，然后一个亮相，十分俏皮有力度。我在黄之前看过茹富兰（头本）、李盛斌（头二本）此戏，都没有这一手；而在黄之后也未见其他人再有此技。现在演员演武戏动辄让兵器离手，无论长枪大戟，或各类短兵刃，都在手上抛来掷去，远离戏情。其实兵刃出手并非全无意义，主要须结合剧情与剧中人物个性及台上表演环境，而且只能偶一为之。过多地扔家伙，反令观众生厌。盖只追求技巧，不讲究美感，便成了拙劣的杂技表演（其实杂技的起势和收势也要使人有美感）。何况这类兵器出手的表演，往往流于小家子气，非具有大将风度的剧中人物所宜。这有关于演员的艺术素养和观众的欣赏品位，“可为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

我看黄元庆的戏较多，这是由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叶氏昆仲（盛章、盛兰、世长）合作，后来又加入北京京剧团接替了已故的杨盛春。但黄有两个先天不足的微瑕，故缺少大武生的风度：一是生就一张娃娃脸，二是至倒仓恢复后也是一副娃娃声带，无论唱念都嫌稚气十足。后来更因生活作风有失检点，长期脱离舞台实践，从而断送了艺术生命，抑郁地病死在哈尔滨。我因与元庆较熟，略知其生活经历，回首前尘，不能不为之扼腕也。

谭元寿在坐科时，多演二路武生（如演《狮子楼》，总是黄元庆的武松，元寿的西门庆），出科后始逐渐改演老生。我在拙著《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中曾对元寿提出较多的批评意见，但在台下相见时，却还是谈得来的朋友。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的儿孙在艺术造诣上连元寿的水平都赶不上，更不要说比谭鑫培、小培和富英这三代人了。作为多少代人的梨园世家固值得骄傲，但总要一代胜过一代才好。艺术人才是不能只靠吃血缘关系的“老本儿”的。(www.xing528.com)

徐元珊是徐兰沅先生的公子。因父亲与梅先生的关系，徐元珊很早就加入梅兰芳剧团，后来也不止一次给葆玖配戏。但他体质较弱，经常因病辍演，今已逝世。比较能子承父业的是茹富兰的公子茹元俊。元俊也加入过梅剧团，常在葆玖演出时唱压轴武戏。我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看葆玖的戏，也经常看元俊演出。元俊的好处是确实得到乃父亲传。有的戏元俊私淑李少春，往往也能惟妙惟肖。印象最深的是元俊演《挑华车》，纯走杨派路子，且一丝不苟。除火候略感不足外（那是五十年代的演出），一切都在水平线以上。“文革”后，元俊为叶金援“说”《八大锤》的“车轮战”（宗叶盛兰），为王立军“说”《连环套》（宗李少春），都有本有源，有根有据。在“元”字科的武生中，茹元俊称得上出类拔萃了。

孙元彬是孙毓堃的儿子，亦演武生，但水平不高。1948年下半年，由孙毓堃、裘盛戎、贯盛习、陈永玲等合作，组成一个共和班，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一期。最末一晚，上述四人大轴合演《翠屏山》。贯盛习前石秀，孙毓堃后石秀，陈永玲潘巧云，裘盛戎依梆子旧例，宗侯喜瑞演法扮杨雄。是日孙毓堃患重感冒，后半出只耍了一趟刀，底下便由孙元彬替演。相形之下，成色差了一大块，观众便纷纷起堂。裘盛戎虽卖力亦无济于事（因观众并不欣赏他的杨雄）。后来孙元彬便去了台湾。上个世纪末孙回了一趟北京，与其外甥女宋丹菊（宋德珠的女儿）合演了一场《战宛城》。《战宛城》这出戏，由于王金璐经常上演，金璐又教过几个学生，北京人对它并不陌生，而丹菊也曾与金璐合作过。及孙元彬演此戏，观众拿来同金璐及其弟子相比较，登时看出差距不小，因此反应亦不甚佳。可见“名父之子”未必人人能“跨灶”，再求武生如孙毓堃、茹富兰的水平已不可得，更不要说杨小楼、尚和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