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世纪初，西晋王朝经永嘉、建兴之乱后走向灭亡，北方处于战火弥漫、干戈不息的混乱局面。匈奴、鲜卑、氏、羌、羯等少数民族贵族和汉族人士先后称雄立国，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到北魏政权统一北方，才结束此分裂割据的时代。
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曾先后统治河西。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在中原扰攘不堪时，局势相对比较安定。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在这种形势下，伴随着中原文化的西迁和五凉统治者对学术文化的重视，在继承汉晋传统的基础上，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大放异彩，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
文化教育的发展：中原人士大量流寓河西，使凉州一时成为“多士”之邦。其中许多人士来到敦煌，使敦煌成为一个人物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敦煌的文人学士在整个河西地区不仅在数量上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学术成就上也遥遥领先。此间见于史传的敦煌学者不下五十余人，其中有著述可考者达十余人，如索袭、宋纤、郭瑀、索
、阴澹、张咨、索晖、索绥、张资、刘晒、阚骃、赵
等人。同时还兴办教育，聚徒授业，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如敦煌宋纤不与世交，隐居酒泉南山，授业弟子竟达三千余人；郭瑀专事著书授业，著录弟子千余人；刘晒也曾开设私馆，接纳弟子五百人。
河西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与其经济繁荣有关，同时亦得力于当时五凉政权统治者的重视。如前凉张轨时，立学校以教化九郡胄子，置崇文祭酒，行乡射之礼，广泛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之士。张骏时，立辟雍明堂，命西椽提供内外史料，安排史官在东苑撰修国史。张重华时，又将宫城内集议大事的闲豫庭辟为讲论经义的场所。西凉主李暠执政后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立国之初，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
佛教活动的兴盛：魏晋时期，由于竺法护及其弟子竺法乘的影响，河西的佛教传播已具有相当的基础。尽管十六国时期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但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加上统治者的倡导扶寺，因此佛教得到迅速的发展。五凉时期的河西地区，尤其是敦煌，佛教更为流行，《魏书·释老志》说：“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五凉时期河西佛教传播和深入发展，首先表现在译经方面。当时的佛经翻译家有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等人，共译经82部、311卷。其中以昙无谶最为著名，译经11部112卷，所译《大般涅槃经》最为重要。此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佛教的佛性说，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更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也有佛性，皆能成佛。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另树一帜，在中国佛教中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www.xing528.com)
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兴盛，还表现在开窟建寺方面。竺法护的弟子法乘在敦煌“立寺延学”。昙摩密多曾在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窟开凿时说：“凉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也开凿于此时。
敦煌莫高窟的创建，据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立《大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载：“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自乐僔在鸣沙山麓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起，敦煌佛教艺术之花便从此绽开。乐僔、法良二僧所开之窟，现在虽然无从确认，但通过对莫高窟早期洞窟的考古学分期研究，基本能确定莫高窟第268组窟、272窟、275窟系十六国晚期开凿的（图6）。
图6 北凉第268窟内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