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流行狐神崇拜，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思，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20]，可见狐神崇拜普及于各个民间村落。
事实上，唐代神灵崇拜广泛流行，万物有灵思想深入民心。有一类谣谚将天象变化、灾害及动物行为等自然现象与国家政治事件、个人命运联系起来，将前者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看成是后者将要发生变化的预兆。例如民谚“树稼，达官怕”[21]即是凝霜封树，预兆大官死之意。《旧唐书》载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树，玄宗之兄李宪见而引此谚，并认为是预兆自己之死。相类的还有“狐向窟嗥，不祥”[22]“朱雀和鸣，子孙盛荣”[23]等等。这就是万物有灵观念之反映，认为自然界的某些异常现象是上天对于人事的信号。
与此同时，有关鬼怪的信仰悄然增长，扬州青溪当地谚云：“扬州青，是鬼营”[24]，是说青溪和青扬都是“鬼营”。而与此相关的有一民间传说：檀道济居清溪，住的是吴国的将领步阐的旧居。他的二儿子夜里忽然梦见有人来把他绑上了，想喊也喊不出来，到天亮才解开。一看，被绑过的绳印子还在身上。而步阐及檀道济都被诛杀，更让这一谚语蒙上神秘色彩。《龙城录》中记载了一则三人夜坐谈鬼而怪至的故事，作者觉得俗谚“白日无谈人，谈人则害生；昏夜无说鬼，说鬼则怪至”[25]是至言，不可不信。
神灵信仰与鬼魂信仰无疑是唐代民间信仰的中心内容，社会的崇神信鬼心理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民众对鬼神深信不疑，不仅延续了前代的自然神信仰，而且通过各种方式让死人变成了神，造成鬼神的泛滥。民间流传的鬼神来源多样，名目繁多，难以计数，深入民众观念，而且鬼神观念相互影响，滋长人们对神秘力量的畏惧心理以及祈求神灵的庇佑心理，从而导致神灵信仰的不断升级，几乎可以说在唐代真实的社会生活之外，还与之平行存在着一个虚幻的神灵、鬼怪世界。
2.丧葬风俗
唐时丧葬讲究归葬先茔。对于客死他乡之人，则需千里护丧还乡。在唐玄宗时期因斗鸡而名噪一时的贾昌，民谣称其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丧车”，[26]末二句就反映贾昌在父死后，是千里护丧还乡之事。
古代的悬棺葬，在三峡一带较为流行，将棺木悬于峡壁之上。唐时谣谚“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27]述说了一个传说故事：一老父生有九子一女，死时九子互相推诿，袖手或弃去，不谋葬父。其女独采荆条编棺，葬其父于悬崖。
3.社会伦理
唐代重视孝道，彭城刘师贞，怀念去世的母亲至亲至诚，以孝道闻名于当时，感动了大众，当时有谣曰：“孝于何?通神明。汉有丁兰，唐有师贞”[28]，就是盛赞其孝行。
初唐贞观时谚语“贫不学俭，富不学奢”指贫穷的人不学节俭也会节俭，富有的人不学奢侈也会奢侈。表明环境、习惯对人的思想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此谚在侍御史马周上疏建议减少优赐时引用，得到太宗采纳。
“千里井，不反唾”是一条古谚，杜甫曾在诗中引用，此谚谓尝饮此井，今舍而去千里之外，亦不忍唾也。心怀感恩的情愫在此中呼之欲出。
唐代公主多娇宠，驸马郭子仪之子郭暧尝与升平公主吵架，公主告状到其父代宗，郭子仪将郭暧捆绑起来，等待圣旨降罪。没想到代宗却对郭子仪说了一句民间谚语“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29]意谓不装聋作呆，当不好家翁、家姑，儿女们闺房中的口角是非，不必去听，不必当真。这样将矛盾化解了。代宗引用民间处理婆媳关系之谚语，足见谚语普及于社会各阶层。(www.xing528.com)
4.吏治腐败之政治时俗
唐代朋党之争，导致唐代晚期政治败坏，是晚唐政治的显著特色。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要算牛、李党争。牛僧孺与杨虞卿明争暗斗，各自拉帮结派，中立者则无处容身。京师传语曰：“太牢笔、少牢口、东西南北何处走”，[30]太牢代指牛僧孺，少牢代指杨虞卿，二党用笔用口相互中伤诽谤，中立者处境尴尬，不知“何处走”。另外，长安城中有谚曰：“门生故吏，不牛则李”[31]，“李”就是指李宗闵，“牛” 便是指牛僧孺，这句话是说，他二人取士，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官场上的钩心斗角绝对不仅仅只存在于朋党之间，它是封建官僚体制中难以克服的弊端，广泛存在于整个官场。唐代的谣谚“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32]就勾画出官场上的“相酬图”。
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其亲属仗势四处卖官鬻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嘱求，赃污狼藉。时崔湜、岑义、郑愔，都在吏部任职。京中民谣曰：“岑义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33]
懿宗朝的宰相贪污腐化相当严重，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为宰相，杨、路以权卖官，曹、徐但备员而已，长安城中的居民根据他们的姓名编了一首歌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路)几时休”[34]，讽刺官场之腐败至极。
以上谣谚所反映的多是晚唐时期。唐末社会黑暗，民生痛苦，整个政局糜烂，贪官当道，残酷地盘剥百姓。贪官污吏相互勾结，人民几乎无路可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百姓心声的这类谣谚，反映出的官场拉帮结派、相互勾结、卖官鬻爵、腐败成风，凸显了唐末统治已经走入穷途末路。
5.科举风俗
唐代科举兴盛，统治者大力倡导科举考试，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谣谚中即有不少反映出当时科举考试情况。唐太宗看到新考中的进士鱼贯而出的情景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叹，而民众见到的更多是落榜之士，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科考，时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35]，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36]的民谚，通过对比凸显中进士之难的同时，也道出了所有举子们的寒窗艰辛。一年一度的科考是他们的大业，“槐花黄，举子忙”[37]的谚语也正说出了举人们以科考为务的时况。举子们忍受十年寒窗之苦，是为了等待及第的那一刻，鲤鱼跳龙门，命运由此完全得以改变。民谚所形容的“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38]的荣耀和锦绣前程是他们无穷的动力源泉。当然作为考试制度，科举总会有人欢喜有人忧，谚语“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39]就突出了及第与否所带来的天地之别，当然同时也阐明了进士在科举中极受重视的情形。
及第带来的是仕途的一片光明，这对于寒士出身的举人来说，其感受无疑是一步登天，李德裕就颇为寒进开路。元和十一年，进士考试及第者自李凉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人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40]
科举考试在当时无疑是选官制度中最先进、民主的方式，然因其尚不完善且涉及参考者命运前途，难免不滋生腐败，营私舞弊成风。这自然也被群众的眼睛捕捉到。当时举人间所流传的谣谚“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41]，就形象地揭示了科场腐败。文宗太和中期，苏景胤、张元夫做翰林学士。杨汝士和他的弟弟杨虞卿、杨汉公，在文林中大有名声。杨虞卿等人佞柔，操纵选举，举人们纷纷投靠其门下，出钱财即可得到所想的官职。此谚意为“三杨”在文林中的影响比苏、张还厉害。太平郡的王崇、窦贤两家，很有权势，足以推荐后进的学子成名。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漫走”[42]，意思是说不经王崇、窦贤推荐，有才学也白搭。
及第进士要经过铨选才能走上仕途，吏部官员在这道关卡上就大权在握。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43]姜晦把他执掌的铨选之任弄得一塌糊涂，甚至连高低优劣都不分。此歌谣强烈地讽刺了其中的不公和荒唐。
在武则天时期，朝廷改革，举人不试皆与官，于是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
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44]传至民间则有车载、斗量、欋推、碗脱之谚，嘲讽朝廷不择良莠，随意滥封。
上述六类反映世风政情的谣谚，都是当时百姓对朝政的精华的结语，透射出人民群众对时政各个方面的感受和意见，每一条谣谚，不过寥寥数语，但从不同侧面将唐代政治、社会生活的状况、民众对此的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相比我们所熟知的唐代文学、历史文献记载，简单明了、感情直白。就影响而言，谣谚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谣谚是人民群众情绪的晴雨表，是人民群众意愿和感受的反映，研究一个朝代的历史文化，怎能忽视其中的民众意志与生活感受?就历史存在而言，谣谚是唐朝时代生活真实之反映!如果我们现在无法超越时空去找寻前人真实的足迹，那么谣谚是最能使我们见证真实画面的现有历史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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