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祭祀文学很早就已出现，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颂词尤其是《商颂》《周颂》中的很多篇就是直接用于祭祀或者描写祭祀过程。而屈原的《九歌》等经典祭祀文学更是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可谓上古祭祀文学的代表之作。
后来以祭奠祖先、已故亲人和朋友为目的的祭文逐渐增多，与神灵类祭祀文学一起成为祭祀文学的两大组成板块。而前者因缅怀情感的主导更具文学性，以动人的情感因素轻而易举地成为祭祀文学中的主角，神灵类祭祀文则只在国家祭祀等政府行为中作为例行公文而出现。神灵类祭文成为其中点缀，检索魏晋南北朝时的传世文献，得神灵类祭文仅十余篇，这相对于三百多年的历史时期而言，实属寥寥。中古以来的祭祀文学，特别是用于祭祀亲人、朋友亡灵的作品，其中有关祭祀仪式的内容被逐渐淡化。
祭祀文学的本质即是用于祭祀行为，实用价值和意义是其本来面目，神灵类祭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淡化出历史舞台，是否是因为当时神灵、自然崇拜的减少?然国家多难，民生痛苦，人灾人祸，交相侵逼的这一时期，民众的人生幻灭感特别强烈，万物有灵是这一时期人们的普遍信仰，天地崇拜、山川崇拜、动植物崇拜广泛流行。[39]为何信仰崇拜却没有促进祭祀文学的繁荣?原因自有多方面，笔者认为大多数祭祀行为的主持者为巫者，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魏书·礼志一》：“又置献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岁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巫者自当以咒语为降神手段，而不会以祭神文为通神途径。祭神文的这一实用价值的虚无必然导致其在祭祀行为中的退出，用于祭祀的意义没有得以通行。仅仅只有记载与描述祭祀过程的功用是难以在每一具体祭祀行为中赋予祭神文以空间与地位的。
追溯祭祀文学的历史渊源，比较唐代祭神文与前代祭祀文学，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明了唐代祭神文的特征。首先是祭神文被广泛用于祭祀山川神灵，唐代祭祀山川神灵的祭文较魏晋南北朝激增；其次是祭神文直接参与祭祀活动；最后，祭神文参与祭祀过程，而非记载和描述祭祀过程，其内容多为祈祷与诉求性文字。显然，唐代祭文较以往的兴盛，最主要的推动力乃是其直接参与祭祀行为，作为通神、降神的手段与工具。
2.神灵崇拜普遍与文学繁荣(www.xing528.com)
有唐一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最为开放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民间原始信仰极为发达的一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神物崇拜充塞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鬼神信仰风俗盛行于整个社会，普及于民间。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唐代社会随处可见神灵崇拜现象、活动，从泰山神、华山神、土地与城隍等各种自然神，到二郎神、紫姑神等人格神，林林总总的各路神仙都为民众所信仰和祭祀。因天地崇拜、山川崇拜、动植物崇拜而进行的祭祀活动从社会上层到民间普遍开展，官民共同参与。
唐代同时又是一个尚文的朝代，贵文之风带来文士地位的提高和对文才的重视：“唐之贵文至矣哉!后王纂承，多以国柄付文士。”[40]“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二百余年，焕乎文章。故士无贤不肖率注意于文矣。”[41]以文取士政策将文才提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度，随之而来的便是整个社会的重文、崇文、学文风气。
文学的繁荣使得一些文体的实用功能加强，例如祭文用来驱逐异类动物，如《祭鳄鱼文》《逐毕方文》等，这类文章的产生就是在当时整个社会神物崇拜背景下，祭文参与祭祀活动的延伸，是当时祭祀风俗之反映，所以我们说韩愈作《祭鳄鱼文》意图通过祭文与鳄鱼沟通的想法并非迷信，而是在当时整个社会神物崇拜背景下的一种自然选择。在神灵崇拜普遍与文学繁荣并行的社会现实背景下，祭文又直接参与祭祀活动，故而祭神文学的繁荣是势之所趋，在所难免。
总之，祭祀，是最基本的宗教仪式之一，毋庸置疑，它具有宗教功能。祭神文是祭祀仪式的文本物质和形式载体。唐代祭神文最大的特征在于以诵读、焚烧、投掷等形式直接参与仪式，成为祭祀活动的组成部分，使祭祀仪式更具交流沟通性，同时让祭祀行为与过程再现并留存于文本，成为历史见证而流传；而对祭祀仪式的直接参与也成为推动唐代祭神文繁荣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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