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城市风俗文化与传奇情节的关系研究

综观中国小说史，从六朝志怪和志人，到唐传奇、宋话本，至明清世情小说，小说文体的艺术性逐步走向成熟。其中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即对社会生活的描写的加强，这是小说与志怪、神话传说逐步分离而体现现实性的重要方面，从志怪之神话传说到明清的《金瓶梅》《红楼梦》，小说的世情描写与社会化逐渐增多。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这一特点，我们更多地注意到它的首尾两个时期——前者连接着远古的神话传说，后者开启了近代纪实性小说。被当今研究者视为“揭开了作为文学的小说历史的第一页”^[10]的唐传奇，在现实描写上，处于何种情形，于前者有何突破，对后者有何启迪，其原因为何，也是这一链条上之重要一环。

今天学者的研究往往不会忽视这些关键节点，唐传奇描写社会生活的各具体情形，已有专门分析论文。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11]一文，是以城市生活文化角度对古代小说描写的社会做各个时代的扫描。其有关唐代小说的分析，详细展示了唐小说关于长安城市景观、城市布局与管理、长安城市习俗、长安的商业景观等的描写，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冶游、服饰、礼仪等习俗以及城市信仰生活、东西市各种行业的情况。文章揭示了唐传奇在描绘世情方面有突出的表现，相比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代小说在此方面显然有进展和突破。但正如作者所述，该文只侧重于古代小说反映城市，而对古代城市影响小说，则没有过多提及。追及唐代小说中这些世情描写的加强，无疑与城市生活风俗文化密切相关，这里暂从环境描写与故事情节两方面具体分析：

1.城市生活风俗与传奇小说环境描写

唐传奇中大多以长安城为故事发生地或小说主人公生活地，故事背景的描写多涉城市布局、生活风俗、商业娱乐风俗文化等：

天宝九年夏六月，崟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崟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

——《任氏传》

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

——《李娃传》

此二则材料在主人公的活动叙述中表现出长安城的城市结构布局，涉及一些坊、里的空间布局，映射出当时长安的城市面貌。除了建筑、坊曲分布等客观城市风貌外，城市的管理、生活风俗等人文性质的城市风貌也是唐传奇多多涉及的：

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

——《任氏传》

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 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

——《李娃传》

这两条材料所共同显示的是唐朝的宵禁制度，《唐律疏议》引《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每天晚上衙门擂响六百下“闭门鼓”；每天早上五更三点后，擂响四百下“开门鼓”。凡是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在城里大街上无故行走的，就触犯“犯夜”罪名。正是因此规定而形成长安城宵禁的生活风俗，故而《任氏传》中之郑生候开门鼓而发，《李娃传》之荥阳生闻鼓而须归，都是因唐代长安之宵禁风俗。

城市建筑、布局之式样、风格中透露着大量的民俗信息，传奇主人公活动中也时常映射各类生活风俗。这些城市风貌风俗的描写，以生活化、立体化的方式，突破六朝志人、志怪类小说的神话、鬼怪色彩而向写实化迈进了一大步。

唐代风俗较前代，因商业的发展、开放性的增强、科举制度带来人才选拔的根本性变化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出现了不少以往没有的新风俗。而就长安城而言，在不长的时期内，风气也是一时一变，因此唐传奇中这些城市生活风俗描写，表现的是具有当时时代特色的风俗：

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

——《霍小玉传》

时，春雨初霁，有三环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

——《剧谈录》(www.xing528.com)

游玩、观赏牡丹，是唐人时风所尚。长安风俗多变，但娱乐性、享乐性的风俗活动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唐国史补》说“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即是这一趋势的反映。游玩与娱乐，将玩乐与文艺结合起来，蹴踘、博弈就是盛行于此种文化氛围下的代表活动。唐传奇中的故事发生地多选择在长安等唐代繁华都市，文中人物的活动自然是其时城市流行风习的追随者，行为处处映射着当时城市风俗文化。由这些行为所传递的当时城市百姓生活画面，无疑增强了传奇的历史文化厚度，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更具立体丰富性。

有一些节日风俗，则是历代相传，唐代在传承的基础上更为兴盛。《长恨歌传》载：“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

这些城市生活风貌的描绘在无形中刻画了小说的历史背景，增强其时代感，加强生活环境的典型性。这些具有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印记，构成一种典型化的环境。

2.城市生活风俗与传奇小说之题材、主题

除了城市布局、生活风俗等物质生活层面方面的描写外，唐传奇中风俗文化心理蕴涵，更深刻地影响到小说的题材和主题。

以信仰为核心反映在人们心理上的习尚，也称为无形风俗，是内涵于物质生活和民俗活动表征中的愿望、企盼、信仰等观念文化。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心理风俗往往从深处影响小说的立意、主题、题材、价值取向。如果我们细加分析，唐传奇小说中此类情形并不少见。

首先，风俗文化影响传奇小说的题材。

综观唐代传奇，爱情、侠客类题材是最为突出的，也是最主要的。而爱情类题材传奇，大多数绕不开文士与妓女两类主人公角色。如荥阳生和李娃、任氏与郑六、李章武与王氏子妇，等等，这与当时社会重视科举、崇尚文人士子的社会风俗心理有着密切关系。科举的兴盛带给及第进士莫大的荣誉，也成为社会广为羡慕与崇敬的对象：“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12]文士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得到大众崇敬，他们成为传奇小说中爱情的主角，也得到民众心理风俗文化的认同。

进士文人在长安城掀起与妓女交往的热潮，洛阳、益州、扬州等地也妓院兴盛，文士狎妓成为一种文坛风习，且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士大夫蓄养家妓与官府蓄养官妓，就是这一风习下的延伸。士子与妓女的风流情爱，在一时间成为社会风尚，牵动文人雅士的神经。爱情传奇以此为题材，自然投合读者的民俗文化心理。

唐代帝室的胡化血统，使北方少数民族豪爽尚武之风流传中原大地，帝王的崇侠尚义推动了任侠的社会风尚，而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个人主观精神的昂扬奋发，让豪迈侠义情怀激荡在民众心间。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唐代社会尚侠的时代潮流，侠客成为民众心中景仰的英雄。一时间，传奇小说中的侠客类小说走向了黄金时代，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谢小娥传》《红线》《上清传》《冯燕传》《昆仑奴》《吴保安》《无双传》《柳氏传》《聂隐娘》《昆仑奴》，以及《太平广记》“豪侠类”篇。

唐代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西交流的频繁，最显见的是带来了胡化之风。长安民众从衣饰、饮食到娱乐、婚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胡化”特征，所谓“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13]。长安胡化盛极一时，同时胡商也大量地涌入，与唐人进行贸易。与当时的胡化之风相伴，胡人题材开始进入唐传奇，并成为唐传奇的重要流派，如《昆仑奴》《青泥珠》《宝珠》《水珠》《苏州客》《严生》《胡氏子》《鬻饼胡》，等等。

除了社会风习的热点会成为传奇关注的题材外，信仰风俗等也是传奇题材的重要来源。唐代的狐狸信仰较前代尤盛，《朝野佥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14]在当时的动物崇拜中，对狐仙的崇拜最为普遍。从史籍中灵兽瑞兽的记载，到民间家家户户的祭祀，出现了对狐狸从上到下共同供奉祈福的情形。《太平广记》“狐”部83篇，绝大多数狐狸都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唐传奇中人妖婚配故事，最多的异类动物就是狐狸，这与当时的狐狸信仰风俗密切相关。

类似上述某种风俗的兴盛与某类题材的突出，是唐代风俗文化对小说影响的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风俗都是当时社会潮流引领下的产物，属于时尚类风俗，在纷繁种种的常见社会现象中因其新潮而突出，无疑会引起民众的好奇心和了解的愿望，必然使其受到较多关注。小说的创作者也为社会潮流所吸引，注目于这类时尚风俗，从而带来小说题材的当时性。从时代风习浪潮到传奇的文化视角，这一转移实质即是将风俗文化对传奇小说的影响应用于实际。

其次，风俗文化心理影响作品主题定位。

社会心理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可形成风俗。风俗中的社会心理能酝酿出社会气候的晴雨，从心理上纳入风俗的环流，形成一种时代或民族精神，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某一时代中，因风俗形成的民众心理上的习尚，因其民族性、时代性，往往让处于其中之人习以为常，而以为在其影响下的思想、行为乃寻常之举，从而容易忽视这一影响。反观唐传奇中的一些作品主题，其人物角色定位等就受到社会风俗心理的影响。

如爱情传奇中，许多作品以男权视角来叙事，整个作品的定位是对男子艳遇之情的津津乐道，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则对男子一往情深，感情专一。《柳氏传》中，柳氏只爱韩翊一个人，即使高官厚禄者谋其色，也不为之动心；《任氏传》中的任氏对穷困的郑六坚贞专一；《霍小玉传》写霍小玉对李益的爱情忠贞不渝；这些作品都是从男权心理描写女性的品质，缺乏对女子自我个性人格的赞扬。《李娃传》在篇末不忘交代其婚后“妇道甚修”“治家严谨”、相夫教子、孝顺舅姑，这些德行最终回到了社会风俗心理对女性美好形象的定位上，才能得到世俗社会的称许。

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在唐传奇《莺莺传》中，作者对负情张生并没有批判，而是欣赏张生对莺莺的轻佻态度，并称张生“始乱之，终弃之”的负心背义行为是“善补过”。为何张生这一在北宋诗人眼中都得以批判的负情行为，在唐时却得到欣赏?主因即是当时社会风习推崇文士风流韵事。陈寅恪先生就指出：“元微之于《莺莺传》极夸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而不以为惭疚。其友朋亦视其为当然，而不非议。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小之证。”^[15]张生所做符合当时社会风俗心理，风流轻薄是时尚，故而作者欣赏其行为。正是当时的社会风俗文化心理影响到《莺莺传》的主题定位。

正是在社会风俗心理趋向的影响下，求好婚、中进士、得美官多成为唐传奇作品所赞美与关注的。在主人公处于爱情与功名相冲突的状态时，作者普遍采取以功名为重之态度，与唐代社会风尚重视科举一致；而世俗享乐主义的心态的普遍流行，让传奇小说中“羽化登仙”“长生不老”成为各类遇仙小说永恒的主题追求；唐代传奇作家对于韦、李、卢、崔、郑、王等大姓及族望的偏爱，即是社会重门第，以婚姻来攀结士族风尚的反映。

为了满足阅读者的风俗心理认同，唐传奇寄普通人的“意”于笔端，迎合社会大流的观念，从而影响作品主题定位。马克思说民族和时代的社会心理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具体的时代与社会中，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必然通过处于其中的多数个体的共同趋向而实现，而其趋向性则由文艺作品来显现。从这一意义上而论，唐传奇即是时代的社会心理风俗之文本留存，其时的民族个性和文化品格在传奇小说中被承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