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风俗与话本小说中的娱乐文化研究

话本小说，作为民间“说话”的底本而与“说话”艺术有着密切联系。论及唐代话本小说，所述对象只有敦煌遗留的那些话本小说。它们被视为宋代话本的源头，并对同时代的传奇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就是这样一种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地位的通俗小说，在传世文献中却少有记载，连民间“说话”之具体状况，在所有唐代文献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涉及。我们来看这仅有的几条材料：

每日上皇(指李隆基)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艾剃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高力士外传》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并自己加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抚未毕词也。”

——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蝙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仟道异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蝙’同声，云世人皆误。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www.xing528.com)

“市人”即在戏场中讲故事的艺人。以上材料从各方面说明了“说话”艺术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唐代社会物质较为丰厚后，士大夫精神上出现，征奇话异上需求、平民百姓也有此种需求，说话的产生正是适应这种需求，征异之消遣实质，与说话之娱乐本性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在唐代城市享乐风俗文化催生下的产物。

城市娱乐之“说话”艺术的繁盛，带来了话本小说的繁荣。敦煌话本小说的存在，即是民间说话繁荣的文本佐证。但因为传世文学记载较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人们所忽视。为什么说话艺术在唐代的繁荣，其文本保留却只出现在出土的敦煌文献中?而文人们留下的却是传奇创作?笔者推测，作为城市娱乐风俗的催生产物，说话艺术之最初文本亦当在民间传抄、流传，文人吸收其中的叙事等艺术特色，在六朝志怪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具故事情节之新变的传奇。传奇在文人聚谈中得以广泛传播和追捧，因而在文人群体中成为争相传抄之对象，从而在文本流传中随着长期的比较优势而逐步取代话本小说，使“说话”成为以口头叙事表演为主的艺术；而在西部边陲之敦煌，说话艺术兴盛，其与文本——话本小说，都在民间并行流传，话本小说也因掩埋而避免了长期流传中因忽视而导致的亡佚。

城市娱乐带来了说话艺术的兴盛，一方面必然引起话本小说的繁荣，另外“说话”艺术在民间的普及，对文人传奇的创作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前述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抚未毕词也。”对于此条内容的揭示，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此注表明元稹和白居易等文人听“说话”，戴望舒及一些学者认为说“《一枝花》话”的乃是白居易本人。^[9]但无论哪种看法，都揭示了文人受民间说话艺术的影响，将其与传奇的创作联系起来。唐传奇较六朝志怪而言，故事情节加强，叙事艺术提高，故事细节化增强，从记载奇闻怪异事件走向表现情节，文人接受民间说话艺术的影响无疑是此种新变的催化剂。

另外，在民间以文艺演出形式出现的说话艺术，所面对的观众有普及之趋势，对话本小说的传播无疑在让其走向民众的层面上，起到了良好的推广传播作用。而文人间的“说话”，与文士聚谈一样，是文人群体的一个公共活动场所，在不如今天有公开出版发行途径的唐代，这种聚谈、观赏，已是当时传播与推广流行的重要途径和场所，对小说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及至繁盛，从传媒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唐代城市风俗文化，是唐传奇孕育与繁盛的原始土壤，日益丰富的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之相应的娱乐精神需求，为传奇小说的繁荣，奠定了社会基础。它从创作动机、审美心理、艺术主旨、创作趋向、传播兴盛等各方面给唐代小说提供了文化源泉，是小说至唐大变的生活根源。近年来的关于唐代小说文体的兴起或文体独立以及唐代小说繁荣成因的探讨，最后都归结为唐代经济、政治、文化为唐传奇孕育、发展提供了土壤。本节所阐释的则是其中文化类的风俗文化，是如何具体为唐传奇的孕育提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