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审美客体的特征是构成作家与客观事物的审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与其同样重要的，还有审美情趣问题。一代文学作品呈现出一代之特色，原因固然很多，作品中审美情趣的变化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以情为主导的唐诗与主理的宋诗，之所以在整体风格上各趋所向，时代历史现实及产生的文化氛围的不同是经常为人所强调的原因，然于其之中，风俗文化依傍时代现实之变而变，对诗歌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值得重视。
风俗习惯孕育了民族的审美情操，文学中的风俗描写则蕴含了创作主体丰富的审美情感与审美趣味。对六朝诗的扬弃中，唐诗适应唐代社会现实风貌而产生自身特点，统一、开放的唐王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风俗文化表现出豪放、阔大的时代特色，渗透到唐诗中则显示出高华远韵的华章风采，透露着典雅大气。唐诗在整个朝代之具体时代又各有变化，但是与其他朝代相比，其重气象、雄浑、深远、博大之气魄与胸怀，是其他朝代诗歌无法比拟的。
雄浑、开阔，是唐代诗人偏爱的一层审美风格，这一风格在唐诗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综合反映，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表现，性情、声色的结合等共同蕴藉而形成。而风俗文化对唐诗审美风格的影响，也正是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上述各个方面。
我们先看意象的运用。唐代诗歌尤其是体现盛唐气象之诗，常常喜欢选用连绵的群山、广袤的沙漠、气势奔放的江河、峻险挺拔的山峰、广阔的旷野以及星月日等体现状况气势的自然景物。从边塞诗歌的“长河”“大漠”“瀚海”“烽烟”“流沙”……到送别诗的“千里黄云”“碧空远影”“沧海”“暮天”……这些具有深远气势的意象，在空间上有着广阔性，在意境上浑厚、恢宏，其多处之运用营造出汪洋宏阔、恢宏壮观之意境。对于空间景观，辉煌的时代，造就了开阔的胸襟与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时代心理，这一心理在空间景观的审美中体现出来，规范着诗歌审美风格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特征。这一规范是通过稳定地制约和影响着主体文化心态定式和惯性而作用的。这些意象从审美意义而言，更具有公共审美情感，能唤起和触发更多的公共空间意识，让读者感受大眼光与大格局，所以即使是同样的愁、同样的儿女情长，唐代诗歌，更多地给人以大胸怀与大气魄的感觉，我们在盛唐诗歌中感觉尤甚。(www.xing528.com)
声色的结合，在唐诗中是绚丽多彩的。以色彩而论，五彩斑斓的唐诗世界，注定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这里我们并不注重展示其缤纷多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物态审美风俗是如何引领诗歌的声与色之和谐。物质风俗，多以直接的审美对象存在于诗歌中。以服饰为例，唐代女子裙装以雍容华贵为风尚，并逐步走向开放和暴露，史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42]女子所穿多为裙、衫、帔，追求绚丽多彩，以红、黄、绿色为风尚，这些生活风俗之审美倾向左右着文学创作者的审美情趣。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所追求和蕴藉的审美情趣，与民风世俗的审美倾向，有着一致性。因而唐人在服饰中的审美追求在诗中表现出来：“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显出裙装的艳丽之美。诗歌中的这些裙装也凸显着现实中的华贵之气：“玉镫初回酸枣馆，金钿正舞石榴裙。”裙装与金器玉器相映衬，展示出雍容华贵之美。在颜色绚丽之中，诗人不会忘记声与色的结合，如“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43]，“银烛忍抛杨柳曲，金鞍潜送石榴裙”[44]。如果说繁华最直接的是一种物态表现，那么声与色的绚丽则是两个最直接的显示面，物态风俗文化是民俗与生存活动的最明显最密切的关联点，作为风俗文化的具体样式，它同时也是承载民俗审美的载体，如果我们单一地罗列出唐诗中所描写的丰富的乐器世界，从钟、鼓、箫、管、笙到笛、琴、瑟、筝、琵琶、箜篌，再到笳、笙、方响、杂乐……那么只是显示其审美客体的丰富，而诗歌中无处不在的绚丽缤纷的声与色的融合，才更显示出唐人追求华美、艳丽的审美趣味。
唐代诗歌中磅礴气势与力量的显现，情感上的豪放与高迈，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氛围和情趣、风调，正是其时代风俗美学风格之所在，是风俗审美心理在诗歌艺术精神、审美趣味上的反映。开放的时代、统一和繁华的唐代民俗文化氛围所凝结的深厚力量在诗人深层心理结构中产生了一定的审美反映定式，发之笔端，借助民俗事象、文学意象的描写而承载与蕴藉这一审美情感与趣味。正是唐人爱牡丹、赏牡丹之风习的盛行，才有唐诗中国色天香的牡丹盛貌，从而集中出现对牡丹的雍容华贵的审美趣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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