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文化与唐代文体关系研究成果

如果我们将风俗文化大致分为物质文化层面、行为方式层面和心理信仰层面，那么唐代空前丰富的风俗生活，纷繁多样的时代文化风习，以及无处不在的多神信仰、自然崇拜等信仰风俗，丰富了唐人社会生活的同时，与繁荣的诗歌相遇在同一时空中，互渗密透、同生共长，风俗的广泛性造就了审美客体的丰富性，从而带来了诗歌审美的丰富性。

唐代的统一、开放、融合的时代氛围造就了纷繁多样的文化生活，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风俗文化与生活，在承继以往传统之风俗的同时更增添了时代之风习，二者的同时空融合，较以往更为丰富而广泛。尽管风俗文化更多的是以一种质化的文化因子存在，但我们不否认可以从量化的角度来谈其涉及面的广度与内容的丰富，尤于物质文化层面更为显而易见。仅以生产风俗为例，手工业部门就有采铁、冶铁、采铜、铸铜、铸镜、铸钱、采金、采银、冶锡、冶铅、烧陶、烧瓷、烧砖瓦、织棉、织绫、织罗、刺绣、制毡、制衣、制帽、制鞋、印染、造纸、制砚、制墨、雕版印刷、采玉、玉作、造车、造船、制秤、乐器、制盐、建筑、酿酒、制糖……其数目和种类已远远超过前代，而城市生活的夜市、草市、桔市、矿市、蚕市以及商业组织米行、肉行、油行、果子行、炭行、磨行、布行、绢行、生铁行、杂货行，各种酒肆、酒楼、饭馆昭示着饮食业的兴盛，这些共同显示出当时商业的繁华。有关唐代物质生活风俗的丰富性，相关的风俗研究专著有详细介绍^[38]，本书不再多述。从整体上来说，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文化，各个方面无一不是较以往空前丰富与繁荣。

物质生活风俗的繁复，自然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唐代新出现的许多生活风俗，就诞生于物质生活发展的基础上。以饮食为例，唐代产生了许多新的饮食习惯和风俗。从战国以来，中国一直采取分餐制的饮食方式，即使聚餐，也是每位就餐者一人一食案，各人分餐而食。这种状况在唐代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敦煌壁画就表明大桌合食制的出现，合食制的出现和流行为当时会食、聚饮、宴会的兴盛无疑起到推波助澜之用。也正是在各类物质生活的悄然变化中，唐人各类家宴、赐宴广泛盛行，唐人“长安市上酒家眠”“笑入胡姬酒肆中”“一杯当属君当歌”……这些因物质风俗而产生的饮酒风俗、酒令艺术、歌舞艺术等各类风俗带来了唐人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这种风俗客体使作家与自然、社会发生联系，是被利用了的客观存在。文学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其表现的内涵是彼时彼地客观现实的反映，文学客体是创作主体与自然、社会发生的审美联系，它是被作家用来描写的对象。这些丰富的物质风俗以及由此相伴而生的生活风俗，都是当时的一种客观现实，是文学客体的来源母体，也是文学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文化与文学客体相互交叉，在某些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风俗客体自然也成为作家笔下的文学客体。当然，文学客体是有限的，它小于现实客体，虽然它有着适用创作主体审美的前提条件，但其依赖于现实客体的本质不会改变，因此现实客体的丰富与繁多，必然带来审美主体相同条件下的文学客体的丰富，表述与深化风俗生活的唐代诗歌，自然受时代繁荣的物质风俗与纷繁的风俗文化所熏陶，表现出描绘对象的丰富多彩。(www.xing528.com)

构成作家与客观事物的审美关系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审美客体的特征就是诸多原因中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中，因物而感怀、因物而起咏，即由物之特色而引起审美体验的创作，是一种基本的模式。唐代丰富的物质风俗文化，为触发诗人创作奠定审美客体基础，如大量的咏物诗，许多描写客体就是具有时代风情的风物，从雍容与瑰奇的时代裙装到民俗意味浓重的汤饼与药粥，从具有天地象征意味的庭、堂，丹味浓郁的道观到折柳言别之行旅风俗^[39]，这些纷繁的风俗文化丰富了唐代诗歌的文学客体世界，带来了唐诗中审美客体的丰富性特色。

唐代的物质民俗、节日民俗、生产民俗，等等，广泛地、大量地成为诗歌中的审美意象、审美客体，其丰富和广博非只言片语能道尽。如单以节日民俗为题材的诗歌数量就达1800余首^[40]，内容范围涉及时代各个节日之风俗、文化内涵、节日心理等。民俗学家王献忠说：“离开了生活图画和人物形象，就无所谓对风情民俗进行了成功的描写。”^[41]因此，唐诗中对物态化民俗文化类唐代生活画面的描绘，因其全面而丰富，可谓成功地展示了风俗文化的诗歌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