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分析文人、作家对风俗的态度，多以接受或批判来划分，然而笔者以为不是所有的观点都可以绝对地归入其中一类阵营，态度是产生于观念之上的，有观念并不必须有分明之态度。我们分析唐代文人的风俗观，就在风俗观念的基础上再讨论态度。
1.唐代文人的风俗观念
中国古代文人对风俗的观念很早就已产生，早在孔子，就已提出相关理论，他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显然强调礼乐的作用。儒家续起代表荀子自然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47]，不过他同时强调观风俗的重要性：“入境，观风俗”。时至汉代，司马迁认识到风俗对政教的作用：“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48]不过汉代我们所熟知的还是班固最早对风俗进行定义，他认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49]将“风”与“俗”分开而阐释，认为“风’是地理环境所造成，而“俗”乃社会教化所形成，将自然地理与人文社会都纳入风俗形成因素中，成为古代阐释风俗理论的经典之论，也奠定了中国古代风俗理论研究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孔颖达就评论班固此语“是解风俗之事也”，并继而试图分析“风”与“俗”之关系：“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东汉末年应劭写成风俗理论专著《风俗通义》，并提出风俗的地域特点：“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50]南北朝人在承继汉代观点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51]这还是从自然属性来定义“风”，从社会属性来阐释“俗”。
唐代文人在继承前贤的风俗理论的同时又有新发展，他们普遍注重风俗与政教的关系，认为美化风俗是实施政教的重要手段，因而从观风知俗中来了解民风民情。唐代，朝廷普遍强调地方官的教化职能，移风易俗是其教化的最重要内容，如睿宗就曾专门发布《诫励风俗敕》，强调“建立州县，列树官司，所以导俗宣风，惩奸息暴。”唐代诸多统治者都将查风观政当作一项重要的了解民情的措施，唐太宗时就发布《遣使巡省天下诏》：“宜遣大使，分行四方，申谕朕心，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52]，表明政府的观风查政的主张。这在一定基础上主导了文人持有的风俗与政教相联系的思想。从政教的角度理解把握风俗的文化特性，成为唐代文人风俗观的核心内容。如“臣祯等言：臣闻谣诵必采，而风俗可观；舞咏既陈，而德音不泯”[53]，即是继承儒家采诗观风俗的思想，希望通过观风俗而将民情上达。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名言也是从政教与风俗的关系出发，阐释士人所向往的政治理想。
作为诗歌繁盛的朝代，文人们自然也关注到文学与风俗的关系，他们认识到风俗对文学创作的推进作用：“诗人之作，本于风俗。大抵以物类比兴，达乎情性之源。自非观化察时，周知民俗之事，博闻多见，曲尽万物之理者，则安足以蕴为六义之奥，流为弦歌之美哉?由是言之，则古之学者，固不厌博。”[54]他们认为的文与风俗的关系以文与政的关系为基础，从而将三者贯通：“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与忠敬随之，是为理具，与运高下。”[55]文与政通，而政与风俗密切相关，因而“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也就是由此而得出的文对风俗作用之观点。
梁肃则指出从政者为文对风俗的影响：“予尝论古者聪明睿智之君，忠肃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风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声。然后浃于人心，人心安以乐；播于风俗，风俗厚以顺”[56]，直接将政教、文学、风俗三者贯穿起来，认为三者密切相关，文学对美化风俗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文人对时代风俗的态度
风俗文化是文人成长的土壤，他们在民俗生活中成长。然而任何一种风俗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其存在的范围具有一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风俗文化带上地域性与群体性特征。文人所生活的风俗文化圈与农夫、樵夫生活的风俗圈是不同的，中原地带的人们与巴蜀、岭南地带的生活风俗又有很大差异，在同一时空同一民族中，它们互有交叉，既有共同的民俗时代风俗，又各有自己独特的风俗。每个文人有自己特有的成长经历，后又进入、接触以京城文苑为代表的文士风俗文化圈，对于其他相异或相同于自己成长所历之风俗文化，他们会有怎样的态度?对于时代风习的变化，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我们来看看唐代文人对自己所处时代与他时的对比：
《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府君墓志铭并序》：“有唐刑部郎中卢君，讳就，字子业，范阳人也。今淮南李公有盛名懿德……公曰：‘今朝廷选举虽根本两汉，以廉茂为事，而风俗不甚厚，不如两汉时。’”[57]这里对比的是唐代与两汉时期的推荐孝廉、茂材类选举风习，认为唐不如汉。(www.xing528.com)
文人对时代风习的接受，往往反映于其创作之中。如唐代尚武意识的风行与武侠小说的流行就可视为文人接受时风的个例。如此而做泛论，唐代文人对时代风俗的接受是广泛的，如果说其生活中的风俗化是不可避免、难以逃避的被同化、群化，从衣食住行，到各种生活方式的接受，那么其作品中所反映的对时风的客观描述、顺应，甚至赞美性质的描述、表现，则从思想深处表明他们对风俗文化的接受。唐人大量描述岁时节令的诗歌、散文、赋体，就属于这类作品。
有接受，也就会有批判。对于自己所处的风俗圈的某些时俗，文人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唐国史补》就看到长安之奢侈时风之弊端：“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58]
唐代奢侈之风遍及生活各个方面：“近岁以来，风俗奢侈，不营根本，各务夸张，及第登科，倾资靖产，屋(阙一字)竟逾于制度，丧葬皆越于礼仪，为册使吊赠之臣，或争财货乞赐章服之类，不畏惭羞，致使儿童或轻朝列。”[59]时代竞相豪奢，逾制越礼之事让文人感到时风败坏。他们对比前代，为此感到忧虑：“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则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陛下宜颁训令，禁其过差，则天下幸甚。”[60]文中对时代风俗批判的同时呼吁改良与变易。
对时代陋习，文人们还清楚地看到其产生的原因，《旧唐书》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
上尝谓绛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对曰：“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专，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谋于卿士庶人，次决于卜筮，俱协则行之。末俗浮伪，幸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觊安，迟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异之。近者，风俗近巫，此诚弊俗。圣旨所及，实辨邪源。但存而不论，弊斯息矣。[61]
这里分析了卜筮之风长久不衰地盛行的原因，既有上行下效之果，亦有巫风之影，更兼诈利欺骗之术。
除了对不同群体风俗文化的认同与批判外，唐代文人因贬谪、漫游、流徙等因素，接触到不同于自己成长地区的他方风俗，这也牵涉起文人对这些相异风俗的认同与否定。
刘禹锡是唐代文人中的性格乐观、坚毅者，他多次被贬往当时的蛮荒之地。他对当地的风俗是好奇而多认可：“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62]他的诗歌取材于当地民歌民俗，丰富了自己的创作形式、作品内容。
当然，边远地区因未被中原文化浸染，有些风俗难免鄙陋，如柳州当地有“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体，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又有土地信仰，不敢破土打井，从而导致必须艰难取江水而饮之陋习。柳宗元见到这些边远鄙陋风习，都采取变易、改良的态度，除去这些陋习，“以佣除本，悉夺归之”，恢复奴隶的自由；用公款雇工打井，解决饮水问题。[63]
唐代文人对风俗的态度，影响到其作品创作中的思想感情、艺术风格、主题内容、表现手法等，从文人主观方面影响文学作品中的风俗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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