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创作受风俗文化影响的研究成果

人类在生存活动中感悟式地把握着文化创造，对创造艺术的作家而言，他们将生存活动提升为以生命、生活审美为内涵的生命活动。风俗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共有的文化样态，将其精髓输入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个体，文学家也必属其中。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文化人格专家本尼迪克特指出：“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也是他的不可能性。”^[38]作家的生活理念、价值信仰等意识形态必定受到民族共性文化的影响。本书以风俗和文学的相关性为研究对象，因而在关注这种个体承继民族文化共性的现象时，必然要投射到文学的焦点上。这样就有一个问题迎面而来，文学是以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为生命力的，我们在此强调的却是创作的共性，因此需要指出，我们探讨唐代文人对共性文化的接受，并不否认其艺术个性。我们认为其艺术个性是在风俗文化的共性前提下，将生命、人性的文艺审美与时代特色、文人思想情感相融合的结果。风俗文化与文艺审美在现实生活中达到内在统一。

风俗文化以其传承性和集体性的特征，影响和约束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塑造了人们的群体行为模式和群体心理模式。风俗文化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产生约束力。唐代文人在其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审美心理、语言习惯，都渗透着时风世俗的熏染。

1.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39]风俗习惯对文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持续发生作用的，它不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上，但存在于意识深处不能忽视。

唐代开放、奢靡、务实之风俗特点造成文人思维的感性化趋向。当然，今天我们会普遍认为文人是感性的，但这个前提是现代化的分工造就行业与专业的日益专门化。中国封建时代，知识阶层绝大多数都以文求取仕途，故而多以文士称之。完善于唐朝的科举制度，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的历程，以诗赋取士的唐代几乎使知识人才都奋斗于吟诗作文的道路上；在一个诗化的繁华国度里，整个时代的精英为吟风弄月、推敲字句投入全部热情和精力，科技进步滞缓，^[40]同时也造就了唐代文人的诗化思维。相对于前朝后代，我们不能不承认，唐代是一个缺乏理性思维的朝代，不仅仅是科技进步滞缓，就是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理论总结，唐代也没有取得多大成就。有文艺研究者指出：“与前后繁荣兴盛的魏晋南北朝及宋代文学批评相比较，唐代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长河之中，基本上处于历史的低谷，呈现出与唐代文学创作不相协调的相对落后的一种态势，于魏晋六朝之后表现为‘马鞍形’。”^[41]作为朝代的标志性文体的诗歌，所蕴涵的理性思辨色彩也很少见，较其他朝代而言，如续起的宋朝，可谓之低谷。而其中的风发意气、高昂的热情、细腻的体物、丰富的情感，则是诗歌史上的巅峰。诗性思维之豪情与理性思辨之缺乏是唐代诗人思维之特征。

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被诗化了。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与由此形成的社会以文为尚的风习诱导他们集毕生之力于文赋之上；另一方面身处大唐盛世，繁盛的时代容易让感性主义充斥于个体意识，国势的强大、经济文化的繁荣、思想和政治上的开明，人们大都注重形而下的外在事功和直觉的满足，热情与自信洋溢让人思维趋向感性，同时，感性、享乐为主导的社会生活风尚促使人们注重现实，而不去发挥理性思考。

诗性思维通过一些特征体现出来：情感、感官、直觉、体验。思维方式上重视直觉顿悟，情感体验占据内容与主题，浓郁的情感色彩淹没理性思考，直觉感悟压倒逻辑分析、推理。

如山水田园诗，唐代诗人体现出的多是一种直觉关照与内心体验，体现出一种物我交融，而不是理智地观察和分析所见的景物，如孟浩然之“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王维“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常建的“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所写景物无不包含着诗人的直观感受和情感体验。

强调感性思维，实际上就是强调形象性，强调听觉向视觉享受的转换，诗文中的事物色彩、形象以及生动性则会强化，所包含的感受、体验也是通过感性的景物和现象来传达。同时，哲理性分析、思辨色彩则黯淡缺乏。唐人重感性的思维，还明显地在传奇小说里流露出来。《柳毅传》的爱情故事，想象丰富，它的浪漫色彩和最终柳毅的得道成仙，就是一种浪漫想象的艺术表现。《李娃传》等传奇在叙事中用了大量生动、感性的描写。

2.对形式方面的影响

对于文人而言，时风世俗对他们创作形式方面的影响，大抵是指语言的通俗化与方言土语之语言的民俗特色。吸收口语、方言、灵活的句法进入各种文体，借鉴民歌民谣的通俗、灵活的语言形式。

林庚先生说：“唐诗的语言不过是唐代文化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是诗的，也是生活的；其不同于一般语言的，只是它更为深入于形象的领域。”^[42]诗人的语言来源于生活，受到时风世俗的影响。语言范式也就成为语言活动的实境，成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态的直观反映，甚至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的真实折光。

唐代诗人们广泛采用了民间口语、俗语、方言来充实诗歌的语言形式。典型的如当时的通俗诗，采用大量的民间的谣谚俗谈及口语词汇，并直接采用一般口语的句型结构，不做深入的艺术加工，以王梵志、寒山、拾得等几位诗人著称。除了通俗诗之外，其余大多数诗人作品中的俗语方言亦俯拾即是。如柳宗元《柳州炯氓》：“青薯裹盐归桐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趁虚”字下自注：“岭南人呼市为虚。”这里，诗人将岭南方言采人诗中。顾况《送少微上人还鹿门》：“少微不向昊中隐，为个生缘在鹿门。”《山中》：“庭前有个长松树，夜半子规来上啼。”“为个”“有个”，这样的遣词造句，完全是口语直接入诗。薛涛《解石山书事》：“王家山水画图中，意思都卢粉墨容。”“都卢”：统统，全，为当时口语。又如齐己《怀巴陵》：“此时欲买君山住，懒就商人乞个钱。”“乞个钱”就是巴陵一带的方言。总之，唐诗中保存了大量俚俗生动的口语词，例如，是物、争、可中、遮莫、隔(格)是、若个、可能、不分、不调、不妨、乍可、造次、迁次、取次，等等，数量是比较可观的。^[43]

另外，文人们学习民歌民谣的形式来创作作品。他们借鉴民歌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扩大了自己的诗歌创作领域，写出带有民风民情的清新活泼风格的诗歌，如李白的《子夜吴歌》、刘禹锡的《竹枝词》《踏歌词》《杨柳枝词》，崔颢、储光羲、刘希夷等人也都纷纷取材民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竹枝词，文人所作的竹枝词，作为诗歌中独树一帜的诗歌样式，就源自于民歌“竹枝”，在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上保留了民歌“竹枝”的特色。这些借鉴民歌民谣的诗歌，语言形式上明显通俗化、口语化。如刘禹锡：“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其中“桥东桥西”“人来人去”“两岸山花”“家家春酒”都是直接采用口语入诗，而“住在成都万里桥”，今天看来就是通俗白话一句。这种活跃于社会生活中的生活话语的选择，在语言形式上将俗语民歌与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www.xing528.com)

3.民俗心理结构对文学创作心理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风俗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凝结，从深层次讲，更是该民族思维模式的淀积，审美观念的再现。它一方面表现为生活形式，一方面又表现为意识的形式。各民族都按照自己特定的思维形式去构造自己的生活习惯，按照积淀的心理去评判生活中的现象。这种心理结构上的风俗文化，由千百年的历史积累而成，在潜移默化中又逐渐依时代风尚而变化，从而是承继性与时代性并存，是久远历史智慧的传承，时代精神的展露。这种民俗心理结构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影响不可小视，它往往影响文人的时空观、生活利益观、价值取向、生活追求，等等。

唐代开放的时代观念深入人心，各民族融合，各种文化交融，开放、繁华、融合的时代特点，拓宽了唐代文人的视野，造就唐诗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对域外文化与习俗表现出宽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如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域外音乐艺术的赏识，传奇与诗歌中大量的豪爽、诚信胡商形象的出现，无不反映出文人对外来文明接纳的胸怀。再如民族观上，唐代文人不像以往以及后来诸朝文人那么讲华夷之辨。他们都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对外国使者、留学生表现出热情与关怀的态度，在作品中都表现出这种民族友谊，如张籍《送新罗使》、章孝标《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许浑《送友人罢举归新罗》、刘德仁《送新罗人归本国》、沈颂《送金文学还日本》等大量的诗篇充分说明了唐代文人与新罗、日本友人的深厚友谊。

繁华昌盛的时代同时还造就了文人们恢宏进取的胸怀，又由于科举制度的确立，文人更有机会谋求进身之路，因而更有进取意识，时刻寻找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

丹纳曾经说过：“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解释它，那么我们在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唐代大量的投献之作，反映了在行卷温卷等时风影响下，文人的公关意识的增强。过着隐居生活的孟浩然也都写下了《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表达仕进之意，更不用多说干谒诗歌之繁盛，即使“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也曾作《上韩荆州》之干谒文章表达攀附求荐之意。

此外一些传统的风俗文化也在影响着唐代文士，如安土重迁、入土为安、叶落归根，这些乡土意识都渗入文人的灵魂深处，既表现在其生活方式中，也表现在其作品的内容里。如入土为安等乡土意识在生活内容上则表现为重视归葬，这是无论文士还是民众都重视的风俗，如《旧唐书·褚遂良传》就记载了褚遂良于显庆三年被贬死于爱州，而两百年后，最终得以“寻访苗裔，护丧归葬”。而表现于作品中的无数乡思、乡愁，则显然是文人乡土意识的淋漓尽致的表述。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传唱千百年而不衰，就深刻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故乡情结。这是一种以意识形式存在的风俗文化，根基深厚，往往植根于民族精神中承继数千年而不衰，唐代文士是这数千年承继的重要一环，自然也是此种风俗文化的载体。

4.风俗与作家创作风格的关系

作家的风格的养成与风物分不开，地域风俗不同，作家风格各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俗的地域性特色，在孕育作家精神气质、情感内涵、表情达意方式乃至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时，也塑造着他们的地方风格特色，从先秦以来的南北文学差异，就是不同地域风俗造就不同作家风格的典型例子。

对特定区域民情风俗的记载，是形成作家地域风格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诗人中，刘禹锡是此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因被南贬到巴楚吴越之地，创作了数量不菲的风物民俗诗。在他笔下，朗州特有的渔猎、采菱、打樵、种桔等生产方式，竞渡、踏歌、祭巫赛神、占卜等巴风楚韵生活、信仰风俗，洞庭湖月、茶香果熟等山川地貌、景观物产都一一展现。如刘禹锡般的贬谪诗人在唐代为数不少，他们经过地域流动而发掘当地的特有风物民俗，在记载与生活中，形成与此相关或同质同构的风格。

地域性风俗是与地域文化相结合从空间上对孕育作家风格而产生作用，与此相对的时空上，时代风习则是造就诗人风格时代特色的重要土壤。前面我们已经论述的风俗对文人思维方式、语言形式、创作心理等等方面的影响，其综合作用就形成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特有风格。就唐代文人而言，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各个时期的文风均有着自己特有时期风俗的特色。就赠别诗而言，如果说初盛唐是浪漫之别，那么中晚唐却是悲凉之别。而就同为边塞战争主题的诗歌而言，初唐时代，诗人们吟诵着“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的歌声，走向边塞，初步显露了大漠边关的苍凉雄壮；时至盛唐，从军边塞成为时代热潮，众多诗人热情高昂地多角度展示悲壮之豪情，异域之风采；而中唐边塞诗歌在承接盛唐余音的同时，苍凉、沉郁已经成为主旋律；到了晚唐，低沉萧瑟、气格顿衰，在一片哀怨声中，边塞诗歌呈现出凄谙之色。^[44]同主题诗歌不同时段的相异风格，即是源自当时的时代风习、社会现实。生活的环境本身已灌注了以民俗为核心的人类文化进化的印记，此中所孕育出的作品，当可谓一时风习育一时格调。唐代经22代，历289年，其间安史之乱给社会造成转折性变化，中晚唐与初盛唐各时期之文学风格相异性不言而喻。我们往往习惯强调政治形势、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产生这种变化，而忽视由社会生活、政治形式的改变而形成的时代风习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直接带给文人、文学的影响。事实上，风俗文化对文人风格的养成，贯穿文人创作生命的始终，它是风俗文化影响文人各方面因素的各种合力的最终结果，更是风俗文化影响文人创作的最高形式。

有关唐代时代风习对文学风格的具体影响，有研究者以中唐士风与诗风的变易为个案，做了具体探讨。文章认为动荡不安的时局摧毁了中唐文士的建功立业理想，中唐士子的精神世界在“三不朽” 理想破灭后，普遍向世俗生活转移，士人文化的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他们致力于顺应世俗。文中以白居易为例说明此种改变，即将追求投射到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因而作浅切语、书世俗事，诗坛兴起浅切之风。^[45]因为本书选题的偏向宏观性，如就唐代各个时段的具体情况对此进行专门而深入的分析，则不可能在此篇幅中完成，因而只是从宏观上分析与把握这一规律。

总之，风俗文化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是多方位、多角度的，它以风俗文化对文人的生活方式的塑造和影响为基础。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说：“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每个出生于他那个群体的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那些习俗，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那些儿童则不会受到这些习俗的丝毫影响。”^[46]文人的个体生活也必然难以摆脱其群体习俗的影响，这一基础的根深蒂固也造就了习俗对文人创作影响的普遍性、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