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文化是孕育文人的土壤，唐代的时风世俗带给文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确立于唐朝的科举制，对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翻天覆地地改变了文人们的生活，文人开始了以应举为中心的一系列求宦活动，这也是他们踏上仕途之前整个生活的中心。唐代文人生活风尚的时代特色也与此相关，我们从两方面来透视这种特色：一是应举——漫游等求名之旅，二是郊游——赏花——纵酒的游乐生活。这两类具有时代特色的文人风尚，显而易见地体现出时风世俗。
科举带给唐代文人仕宦之途的同时，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以往诸朝相比，可以说是空前的。时代以此形成的新的对文人的评价标准，渗透到各个角落。妻子对丈夫的评价就是以是否登第来衡量，如《南部新书》丁卷载：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屡举不第，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寻登第，妻又寄诗云：“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27]
今天读之，似觉刘氏过于功利世俗，但回置于当时社会风气之中，她所代表的是时代风尚，一种普遍心态。唐代文人处于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应举自然成为头等大事。
为应举求官，或为求荐游走，构成了唐代文人漫游的最主要原因——宦游，王勃的一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道出了离开亲友远出求仕的文人共同的心声。高适的宦游在唐代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入仕前隐迹渔樵，漫游各地，数赴长安应举，游蓟门、卢龙一带求取功名；后游历边塞，投奔河西节度使，终因平叛乱有功而平步青云。高适的生平，折射出唐代文人宦游之影。宦游是为求仕，而在此风带动下的边塞游、山水游等其他漫游亦很流行，漫游是唐代文苑颇为流行的社会风尚。文士漫游范围很广，漫游去的最多的地区，无疑是长安、洛阳两地，对渴求仕进者而言，是必游之地。不管哪种目的之漫游，客观上所达到的对文人的影响不可忽视，所谓行万里路并不逊色于读万卷书，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广结友谊，认识社会，陶冶情操，带给文人人生体验，提升其思想境界，丰富其思想文化内涵。于其他朝代而言，漫游对唐代文人提供的丰厚的人生体验，无疑是他们创作的高效营养液。
赴举之路，一方面带给文人的是寓居游历之旅，另一方面则造成长久的夫妻分离，甚至生离死别之痛。很多文人因为远出求功名而离家别妻，常常数年未归，演绎了许多别离伤情。《唐摭言》卷八“忧中有喜条”记载：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举三十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镶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话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后旬日，登第矣。[28]
这种长年寓居游历在外而与妻子离散的情况，在唐代文人中并不少见，“五十少进士”所反映的低下录取率，让举子们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奔波于应举路上，长期离家别妻造就他们寓居旅途特殊的孤独、伤感、怀人的情怀。故而唐人重离别，严羽慨叹：“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29]，是有社会现实生活做基础的。
科举带来的巨大影响之外，整个时代的社会风习对文人人生情趣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它强调时风世情对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文人这一中介而实现。社会风习是通过文人的生活而进入作品的。有了科举取士的社会制度的保障，唐代及第文人步入仕途，这些文人的生活与开放、奢靡的时风相应，以娱乐、声色为主导。郊游、赏花、纵酒、狎妓……在悠闲娱乐中几近奢靡。《唐国史补》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30]作为世俗风习的集中体现者之文士，就是此种风俗演绎的主力军。
“天宝以来，海内无事，京师人家多聚饮”，饮酒成为彰显文人风度的诗酒风流。唐代文人乐饮之风在历代文人中是卓绝的，酒助诗兴，诗扬酒德，文人的诗酒因缘成为普遍情结。饮必有宴，饮酒之风必然伴随游宴之俗。天宝十载下敕：“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游宴乐。”[31]游宴之风，得到朝廷的公开支持，可以想见流行之广。科举之朝，每年进士科举发榜之后，及第者都要举办曲江游宴活动，以示庆贺。《唐摭言》卷三载：“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撤撰，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32]曲江游宴是及第文士的标志性活动，也是游宴之风的集中体现。(www.xing528.com)
宴会自然需要歌舞来助兴，唐代是一个恒歌酣舞的朝代，全民善歌乐舞，作为文化的代表之文人士子，岂会处于此风之外?《隋唐嘉话》卷中：“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33]文人日常诗酒之中，亦以歌舞琴书助兴，《旧唐书·裴度传》载：“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
身处声妓繁华都市的文人，风流才情免不了演绎风流韵事，唐代文人狎妓之风是其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风流薮泽》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挟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34]有些文人的生活方式甚至于走向放浪，《颠饮》条载：“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35]其放浪程度，至今天看来亦是惊世骇俗之举。
除歌舞、游宴等风习外，文人们的其他游艺活动亦不少，如斗鸡、打球、赏花等等。
郑处诲《明皇杂录》云：“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请令较其胜负而赏罚希。……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36]
《唐摭言》卷三云：“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
舒元舆《牡丹赋》序云：“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唐国史补》卷中“京师尚牡丹”条云：“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南部新书》丁云：“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
娱乐已不是帝王贵族的专利，从宫廷到民间，声势煊赫的娱乐活动，数不胜数，声律歌舞，赏花、纵酒，游宴豪饮，打毬、拔河，百戏、斗鸡、书法、绘画……唐代文人沉浸在都市文化的繁华中，在开放、奢靡的时代风习里消受着现世之乐。
别林斯基在《文学的幻想》一文中指出：“习俗是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除环境和文化进步之外不屈服于任何权力的东西。”[37]此话在强调习俗的独立性的同时，也揭示出习俗的影响力。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人，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集体无意识的习俗的洗礼，唐代文士生活在开放、奢靡、胡化的时代环境中，时代风尚在他们的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时代风习的潜移默化中，文士成为世风时俗的集中体现者。这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上，更体现在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思维习惯等深层次的意识积淀里。
因此，在作家的创作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渗透了民俗的视角、表达方式和特定内容，作为民俗文化的深层渗透实际上是一种民俗文化传统和历史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民俗价值观对作家作品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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