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发展的鼎盛时代，社会各阶层对诗歌的喜爱，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尊崇诗人即是最重要的表征。唐代文人受到社会的普遍崇敬，许多文人因诗名享誉当时，成为民众敬慕的对象，其得到追捧和热爱的程度不亚于今日当红之明星：
“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璧。白少傅诗名动于闾阎，每需冰雪，论筐取之，不复偿价，日日如是”[2]，“闾阎”，即民间、老百姓。白居易因为诗名在民间很大，受到了老百姓自发的尊重和爱戴，所以即使夏日冰雪价同黄金，他也可以从商家那里一筐一筐地白拿，可见其受追捧程度。
民间崇拜诗人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连强盗打劫遇到久闻的诗人都转而弃财索诗，将其诗歌看得贵于黄金。
《唐才子传》载：“(李)涉工为诗，词意卓荦，不群世俗。长篇叙事，如行云流水，无可牵制，才名一时倾动。初，尝过九江皖口，遇夜客方潜伏。问：‘何人?’曰：‘李山人。’豪首：‘若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欣然书曰：‘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大喜，因以牛酒厚遗，再拜送之。”[3]后来此盗贼隐居循州，一次向他人追忆自己人生轨迹，自言所获李涉此诗改变了其人生道路：“老身弱龄不肖，游浪江湖，交结奸徒，为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柬此诗，因而敛迹……”强盗都见诗人而忘劫财，又因诗而转变，足显诗人在当时所受追崇之甚和诗歌的影响力。[4]
“旗亭画壁”的故事是唐代文坛的一段佳话，多为各种文学史所援引，薛用弱《集异记》所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应为之涣)齐名，一日天寒，三人于旗亭共饮，有梨园伶官十数人会宴，因相约密观诸伶所讴，以其诗入歌词之多者为优，三人欢噱异常，引起诸伶官惊奇，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尘，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5]引用此则材料者多关注三人的赛诗，实际上此处足见诗歌在社会传播之广泛，也说明民间对诗人的崇拜，在他们看来，诗人如同神仙一般，是仰慕的对象。事实上，唐代诗人很多被称为谪仙人，也是诗人是神仙下凡思想的反映。
尊崇诗人之风普及整个社会，下遍于民间，上及于朝廷王相，诗人王维诗名盛于盛唐，王公贵族、帝王将相竞相追捧：
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6]
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7](www.xing528.com)
此种社会风习并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消退，直至晚唐依然盛行，通行整个朝代：
威性明敏，达于吏道。伏膺儒术，招纳文人，聚书至万卷。每花朝月夕，与宾佐赋咏，甚有情致。钱塘人罗隐者，有当世诗名，自号“江东生”。威遣使赂遗，叙其宗姓，推为叔父。隐亦集其诗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为曰《偷江东集》，凡五卷，今邺中人士讽咏之。[8]
社会尊崇文人之风习，提升社会上文人之地位，为文人的社会处境及社会地位奠定基础。这在当时有着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表现，如文人四处出游得到友好的接待，有名望之文人的诗文价值不菲等，而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反作用是引起作诗为荣的社会心理，从而激发民众的创作动力。
作诗为荣的社会心理从不会吟诗之人亦强要作诗中最能体现出来。唐朝武将史思明，本是一介武夫，但却以不识文字之文化程度强要附庸风雅：“史思明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便大肆宣扬，听者绝倒。史思明在东都洛阳，子在河北，尝欲以樱桃赐其子朝义及周贽，作《樱桃子诗》，以彩笺敕左右书之。诗曰：‘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小吏龙潭进曰：‘请改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则声韵相协。’思明曰：‘韵是何物?岂可以我儿在周贽之下。’宠其儿朝义，却随之被朝义所杀。事之好还，天道固然。”[9]
这也从反面映衬社会喜爱诗歌，文人得到社会尊崇之时风。因文人得到社会尊崇，自然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追慕、趋同之对象，因而会作诗也成为宣扬身份与素质的方式。
作诗为荣的社会心理激发的不但是附庸风雅的武将，更是激发了整个社会民众的创作心理，当然最主要的是调动了诗人的创作热情，整个时代诗歌创作数量惊人。众所周知，创作动机的产生首先依赖于客观情境的激发。外界信息被创作主体接受后，立即成为引发其内驱力的诱因和传媒，形成创作动机。这种内驱力是储存于作家内心的一种心理势能，一旦找到对应的外界客体，便通过媒介物得到释泄、抒发。可见，创作动机的动力结构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外界刺激力，二是内部驱动力。而尊崇诗人的时代风气及其引导的作诗为荣的社会心理作为外界刺激力，充分调动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也刺激了民众的创作欲望。《全唐诗》收录五万余首诗歌，但这只是唐诗的一小部分，大量的诗歌没有流传下来。而总人口在最盛时期约为五千万的朝代，传世知名诗人就有两千三百多人，可以想见当时诗歌创作之巅峰状况，而这些无疑离不开尊崇诗人之时代风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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